插屏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常用于几案上的一种摆设。于镜框中插入图画或大理石、彩绘瓷版等，下有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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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锦鸡插屏，清康熙，瓷板直径22厘米。
瓷板圆形，嵌于红木框内，作插屏里心之用。瓷板边以绿地点纹为地，饰红、黄相间的朵花，中心五彩饰山石锦鸡图，两只红色锦鸡，一只栖于山石之上，一只立于山石之下，锦鸡尾部羽毛红黑相间，参差错落。山石旁盛开着朵朵菊花、牡丹。 此瓷板胎质细腻，莹润光洁，色彩鲜艳，寥寥数笔即把锦鸡的神态描绘得生动传神，在白釉的衬托下，尤如一幅精美的水彩画。
插屏早期是固定的，不能拆分，到明清以后变得可以分体，便于使用。最早是用作隔离，后来慢慢变成了一道风景。
五彩祝寿图插屏，清康熙，瓷板直径22厘米。
瓷板圆形，嵌于木框内作插屏里心之用。画面以五彩饰大、小人物24位，再现了郭子仪祝寿的场面。小童们的神情描绘得惟妙惟肖，生动活泼，整个画面安宁祥和。
屏风原为遮挡风而作，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曲礼下》中有“天子当依而立”，“依”即为屏风。清康熙时除了实用的屏风以外，更多见的是插屏、挂屏，上面饰各种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或以戏剧小说题材人物故事，作为家居装饰。
插屏是凡屏扇与屏座可装可卸的座屏、砚屏等的统称。明代以前，屏风多趋于实用，被归为家具的一种，主要用于遮蔽和做临时隔断，大都是接地而设。清初出现的插屏和挂屏，则开始兼有供人欣赏之用。插屏的材质一般有：缂丝、竹雕、紫檀、青白玉、镶嵌瓷板、各种名贵木材等。
五彩仕女圆瓷板，清康熙，直径21.8厘米。
瓷板中空，为六边形，板面为圆形，侧面均有大小不等的插孔。正反两面均以几何三角纹和三道弦纹作边饰，正面以五彩绘仕女婴戏图，一女坐于庭院之中，面前及身后各有一小童在嬉戏玩耍。背景为栏杆、山石、小草等，景色写实入微，生活气息浓郁，充满祥和美好的意境。瓷板另一面饰以红、绿、赭彩绘洞石花卉图，画面简洁，色彩凝厚。
瓷板所绘仕女形体优雅端庄，占据画面很大空间，具有康熙五彩仕女绘画的典型特征。
插屏一般都是独扇，形体大小各异。大的约有3米高，多设在室内当门之处，根据房间和门户的大小，来确定其高度；小的则只有20厘米。插屏和多扇座屏的作用相差不多，主要是用来挡风和遮蔽，在室内，它又有装饰作用。这种插屏以双面心为佳，如果是以山水、风景为内容，则更美。由于山水、风景都具有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的特点，虽置于室内，却能起到开阔视野、消除疲劳的效果，给人一种舒畅的感觉。
五彩加官晋爵图长方瓷板，清康熙，长25厘米，宽18.6厘米，厚3.5厘米。
瓷板长方形，空心。侧面无釉涩胎，两侧对称分别有两长方形插孔和椭圆形插孔。瓷板边饰为绿彩锦地纹，中间点缀红色朵花。瓷板正面五彩饰10个人物，黄袍君主端坐在宝座之上，对面一员大将跪拜受封。两侧官员、武士姿态各异，面带喜色。瓷板反面以五彩饰博古图。画面运用红、绿、黄彩，并以黑彩绘人物鞋帽，金彩点饰盔甲，色彩浓艳和谐，人物形神兼备，线条流畅。
此器纹饰意为加官晋爵，其为康熙时期瓷器中常见装饰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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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专家在发掘舱现场查看3号坑 薛 帅 摄
时隔35年，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再次迎来备受世人瞩目的高光时刻。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目前，3号、4号、5号、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介绍，此次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专家表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据悉，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指导四川省、广汉市推进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用好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号、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三星堆为何再次惊艳世界
如果说多元百态的中华文明灿若星辰，那么代表着古蜀文明之光、闪耀于中华文明版图西南部的三星堆，定是这“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如今再次“觉醒”了。
“不同于1986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次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的‘主动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说，“此次考古发掘最大亮点是发现了黄金面具残片；其次，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
5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黄金面具再次实证
古蜀文明金器崇拜
从三星堆上热搜及刷屏的情况看，所有新出土的文物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当属金面具残片。虽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宽大的耳朵，在艺术风格上与一期发现的面具极为相似，但从体量上来看，已经远超一期发掘出的金面具，整体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半张黄金面具重约280克，据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雷雨介绍，“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金器，都跟宗教祭祀相关，象征着某种权力和身份。”此前三星堆遗址就发现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饰及金箔残片等金器，种类丰富、量多体大，作为权力象征运用于祭典隆仪，体现出古蜀人的金器崇拜。此次发现“重磅”黄金面具，为其金器崇拜又添了一大实证。经检测，黄金面具含金量84%，与此前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黄金含量相似。黄金面具一处边缘有被烧毁熔化的痕迹。
“目前推断，这件金面具也是作祭祀用，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不太可能是人佩戴，究竟作何用途，目前无法得出准确结论。”雷雨说。
大口尊、圆口方尊及
大批改制器型现世
此次考古发掘中，青铜大口尊是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最早发现的器物，是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逾60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是国内发现的最大一件大口尊。
另一广受关注的是一件圆口方尊，不仅器型少见，纹饰也非常精美。这座方尊主体腹部纹饰名为饕餮纹，对称鸟的装饰是长江流域的特点，在中国北方地区很罕见，但是在长江中游、下游，包括三星堆遗址中，原来发掘的十几件尊当中有8件有这种立鸟的装饰。
还有一件值得期待的是尚未完全出土的铜人顶尊型器。尊的部分是古蜀先民在一件商末南方风格大口尊上作了若干改造的结果，口沿内部的短柱、肩部的附饰、圈足下部的平板均系后加，这也使之成为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孤例。
三号坑部分青铜器具 薛 帅 摄
雷雨介绍，在3号坑其实有大批改制的青铜器，古蜀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尊、罍进行了一些改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型。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认为，新的器型既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古蜀文明的自我创新，变为古蜀的一系列的礼器，或者叫神器。
遗址首次发现
3000多年前丝织残痕
此次对三星堆遗址的新考古发掘，与包括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内的33家高校文博单位科研院所展开了合作。据悉，从三星堆送抵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的16件青铜残件中，共有5件发现蚕丝蛋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的专家通过显微观察，初步认为在4号坑灰烬中发现的丝织品痕迹，“可能附着于青铜器的表面”；同时，利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到4号坑灰烬层有蚕丝的蛋白，“说明4号坑曾经存在丝绸”。由此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织品，这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周旸介绍，“找丝”有三种语境：一个在遗址里，代表生活场景；一个是墓葬里，代表丧葬习俗；更高层面则在“祭祀坑”，沟通天地人神。在三星堆“祭祀坑”里找到丝，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丝具有形而上的功能，同时印证了中国丝绸起源的观念。
“蚕即天虫，沟通天地，启迪生死。正是这种独特生死观，给予中国人动力和热情去驯化野桑蚕。”周旸推测，丝绸最初可能并非日常使用，而是“事鬼神”。为了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为了受人敬重的蚕蛾能够循环往复，先民开始建立蚕室，精心饲养蚕虫。
三星堆遗址五号坑工作现场 薛 帅 摄
首创——
考古实验室设在考古发掘现场
3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只见一边考古，一边进行文物保护与研究，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次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介绍：“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局面。
此外，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还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为今后的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时隔30余年，再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科技在考古领域的作用日益显现。“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介绍。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据介绍，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的高质量与高水平。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把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考古人将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
来源： 中国文化报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国家宝藏》中的“千岁少女”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如何雕制而成的？一尺长的“白玛作”毛笔笔杆尾端为何被削尖了？被称为“天下第一简”的《仪礼》木简上记录着哪些秘闻？萌态可掬的大耳陶罐、插兜陶俑隐藏着哪些制陶技巧？
其实，这些文物以及背后的趣闻轶事，都与甘肃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从5月中旬到7月下旬，中国国家博物馆与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中，就刚好解答了这些历史疑难。
史前大地湾文化、甘肃彩陶文化、河陇青铜文化、汉魏晋唐时期河西文化……这场颇具特色的展览以时间为轴、文化交流为线索，以考古发掘的甘肃各历史时期的516件（套）文物为基础，从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到宋元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从甘肃东部、中部一直到河西走廊最西端。
“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在国博举行（李政葳/摄）
“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走进展厅，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圆鼓腹、平底、梳齐刘海儿的细泥红陶小人儿。她就是曾在《国家宝藏》中出现过的“网红”、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马家窑文化前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这件文物在1973年从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人们细看发现，陶人的两眼为圆孔洞，显得目光深邃；鼻子呈蒜头形，雕有鼻孔；嘴较小，微微张开，好像正在言语；两耳外展，皆有穿孔；瓶体从上至下以黑彩饰三层大小相同、由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以示华丽的衣物。
另外，陶瓶人头像的器口运用了不同的制作手法，头发、嘴系雕刻而成，鼻、脸是捏塑而成。人头像五官整齐、面庞秀丽，器身造型典雅，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既是大地湾文化彩陶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史前集彩绘、雕塑与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杰作。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李政葳/摄）
与这件陶瓶展位相隔不远，一个彩陶盆看似平平无奇，但其腹部却有明显的写实鱼纹。这个细节学界争议很大，有些认为鱼是大地湾先民的图腾，有些则认为鱼的繁殖较快，鱼纹寄托着先民繁衍后代的希望。“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物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志强说。
考古发现，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的大地湾遗址涵盖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考古文化（距今约8000年至5000年），前后赓续3000余年，被称之为“大地湾文化”。
而在大地湾遗址内，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拥有较高水平的史前宫殿式建筑，早期旱作农作物粟、黍的炭化标本，精美又质朴的早期彩陶样式，原始粗犷的艺术以及神秘的刻划符号（记事符号）等。这些都足以证明，远古时期大地湾先民曾创造出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此，大地湾文化也被称之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之冠”
在河陇大地上，彩陶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出土彩陶数量巨大、器型丰富、纹饰精美、工艺精湛，极具艺术性。其中，尤以马家窑彩陶最为闻名，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高峰，也让其在世界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中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被公认为世界“彩陶之冠”。
一件“陶罐”远看是一名双手插兜站立的男子，栩栩如生；走进一看，人像短发、高鼻深目、双耳开孔、表情生动，身着短上衣，颈部至胸前的网格纹，就像是带有精美的项饰，下身着网格长裤群，双手插在裤兜里，硕大的双脚上穿着肥大的高腰靴子，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
这件文物是1988年玉门火烧沟征集而来，一直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现场专家告诉记者，陶男子的装束或许代表了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流行风尚；且人体中空，可以盛水，插入裤兜的双臂形成陶罐的双耳，设计大胆精巧。
在这名“陶男子”的旁边，一件“大耳朵”的陶罐也很有意思。这件文物名叫“回纹双大耳彩陶罐”。从外观来看，陶罐中腹内敛，小平底、双大耳，口沿内是网格纹，外饰宽带纹。最为特别的是，两耳及下腹部粘贴有大小不一的多片绿松石，这在彩陶文化中是较为罕见的。
人形彩陶罐（李政葳/摄）
古老、绚丽的彩陶艺术，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创造。策展人说，大地湾先民将他们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认识，装饰在陶器上，陶器不仅代表大地湾先民高超的制陶技艺，也蕴含着思维认识与审美情趣。
因此，甘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彩陶之乡”。据记载，从距今8000年的大地湾文化一期起，到距今2500年的沙井文化，甘肃彩陶文化延续发展了5000多年，经历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等阶段，形成了其独立的彩陶文化体系和完整的发展史。
从彩陶文化衰落，到中原青铜文化西进
马家窑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距今约3300至4050年，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丰富，有蛙纹、鸟纹、鱼纹等动物纹，以及旋涡纹、水波纹、圆圈纹、锯齿纹、网格纹、弧线纹、菱形纹、三角纹等几何纹。
然而，马家窑文化发展至马厂时期，甘肃彩陶文化也显现出了衰退之势。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处于洮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兴起，人们开始制造并使用一些红铜或青铜器，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冶铜业的发展逐渐影响到了彩陶的主体地位，齐家文化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还有少量的灰陶，彩陶数量较少，器型单一。
在随后兴起的辛店文化中，甘肃彩陶进一步走向衰落。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胎较为粗糙，彩陶比例大为降低。沙井文化是甘肃境内年代最晚的一支，含有少量彩陶的青铜文化，年代约为西周至战国时期，以夹砂红陶为主，且多无纹饰。沙井文化彩陶被称为“甘肃彩陶文化的绝响”，之后甘肃彩陶文化逐渐消失。
这时，便不得不提中原青铜文化的西进。考古发现表明，夏商文化已深入甘肃东部，对当地文化形成强有力的影响。
青铜文化兴起（李政葳/摄）
记者现场了解到，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一件含锡青铜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这与世界范围内最早出现青铜的年代相当，也让河陇大地成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萌芽地。
其实，当时的齐家文化冶铜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铸造逐渐取代锻造，成为主流，不仅能铸造双耳竖銎铜斧、带钮铜镜、人首铜匕等，还铸造铜项饰等装饰性铜器。与齐家文化相比，辛店文化的冶铜业有较大发展，铜器以刀、锥、矛、匕等为主，并出现青铜器残片和冶铜炉壁残块等。
甘肃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圈在这里相交，中西文化在这里汇流，河陇青铜文化受到了中原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决定了甘肃青铜文化的独特性，即既保有商周中原青铜器的基本特征，又融有域外青铜器文化的独特风貌，甚至对中原青铜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千里走廊”的多元民族文化
在黄河兰州段以西，也就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和祁连山之间，有一条绵延1000多公里、宽百公里至数百公里的天然狭长地带，是中原腹地通往西域、中亚的重要通道，世称“河西走廊”。
在这里，多元民族文化深入交融。
展览现场，一件西汉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白玛作”毛笔，吸引了不少观众。笔杆为竹制，浅褐色，端直均匀，中空，用以放置笔头；笔芯及锋呈黑紫色，外覆黄褐色狼毫；笔杆中下部阴刻有隶书“白玛作”三字，这是秦汉时期手工业“物勒工名”的传统，“白玛”为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另外，此杆毛笔通常与汉制一尺的长度相差无几，这也与东汉王充《论衡》中所谓的“一尺之笔”相吻合。
“白玛作”毛笔与《仪礼》木简（李政葳/摄）
更有趣的是，这杆毛笔尾端被削尖，是为了书写者停笔时便于插入发簪所专门设计的。出土时它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从事文书工作的官员，也印证了汉代官员有“簪笔”的习俗。据记载，“白玛作”毛笔是迄今所见汉代毛笔中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也被称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
同样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的还有《仪礼》木简，共469枚、字。除少数竹简外，绝大部分是松木制成的木简，用汉隶书书写。《仪礼》简是目前所见儒家经典《仪礼》最早、最完整的写本，在版本校勘学上具有极高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简”；简上隶书结体扁平，字句宽阔，疏密相间，极富节奏韵律，呈现出一种空远的意境之美，对研究隶书风格的发展演变和章法布局具有重要价值。
“白玛作”毛笔、《仪礼》木简等，都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汉武帝时期河西归汉后，汉廷加强对河西走廊的开发与经营，在移民屯垦实边的举措下，河西地区农业得到较大发展，逐渐形成“农牧并序”格局；西晋“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民众迁入，他们带来的“二牛抬杠”、大型铁犁铧等先进农耕技术，也促进了河西走廊农业的发展。
丝路交响，文明共生
在展厅里转了一圈，发现占地最大的一组展品是12套铜车马出行仪仗俑。记者了解到，当时在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仪仗阵列，共计99件，由三十八匹铜马、一头铜牛、十四辆铜车、十七位持矛武士佣和二十八个奴婢俑组成。
根据铜马、铜俑胸前所刻铭文“守张掖长张君”“冀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等推断，雷台汉墓的主人是一位张姓将军，曾任张掖长，后又兼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等。看着这组铜车马出行仪仗队，可以想象到墓主人生前出行时气势宏伟的壮观场面，彰显了汉廷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统治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铜车马出行仪仗俑（李政葳/摄）
胡人陶俑（李政葳/摄）
不仅如此，现场还展出了汉代悬泉置木简、乌孙贵人传舍制度简、折垣国贡狮简、悬泉墨书纸；唐代鎏金狩猎纹杏叶形铜牌饰、镶绿松石金壶、瑞兽凤鸟葡萄纹铜镜；汉晋时期丝织品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大汉乐”铭黄地蓝绿云纹织锦；希腊文铅饼、波斯陴鲁斯王银币等。
张骞“凿空”西域，开创了连通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等不同文明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以古都长安为起点，沿甘肃走廊，经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等地，最终抵达北非和欧洲的古代陆路商业通道。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盛，创造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传奇景象。东西方珍宝在这里交流互通，农耕与游牧文明从碰撞到交流互鉴，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融合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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