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农坛体育场现状。新京报记者 韩双明 摄
北京市永定门内路西有一座贯穿明清两代的皇家祭坛——先农坛。1936年，先农坛体育场在先农坛原址的东南部开建。这是北京市修建最早的体育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京唯一的大型公共体育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农坛体育场担负着国家体育场的使命，这里见证了中国体育的众多高光时刻。1949年10月22日至24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1955年10月30日，毛主席到先农坛体育场观看中华体总训练班与苏联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这是他唯一一次现场观看国际足球比赛；1957年6月2日，中国男足在先农坛体育场首次征战世界杯外围赛；1957年11月17日，郑凤荣在先农坛体育场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早年间不管什么比赛几乎场场爆满
与天坛遥相呼应的先农坛始建于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行籍田礼的场所。1936年，先农坛体育场在这里开建，最初命名为“北平市公共体育场”。自1913年起，华北运动会轮流在华北各大城市举行，每次轮到北京承办华北运动会，只能在天坛公园的空地和汇文中学体育场地进行，修建公共体育场逐渐被提上日程。1934年确定地址，1936年奠基，1937年2月正式开工。几经周折，直至1938年4月，“先农坛公共体育场”的匾额才在东大门悬挂起来。
1949年初，作为北京市修建最早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迎来新生。1949年7月1日，3万人聚集在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同样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1949年10月22日至24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那届大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新型运动会。1951年5月，全国篮、排球比赛大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由于没有室内体育馆，组织者在体育场临时辟出两块地方，分别搭建篮球场地和排球场地。那次大会成为当时篮排球爱好者的一次盛会。
李隆出生于1940年，家住西城区大院胡同的他儿时便多次随家人到先农坛体育场观看各类比赛，参加各种活动，“有一年先农坛体育场举办体育活动，具体什么活动记不清了，很可能是足球赛，要不就是运动会。当时家父和家人自制了牛奶咖啡，装在老式的可口可乐瓶内，那天我随家人去先农坛体育场的大门内去出售。”
“当时先农坛体育场的观众人山人海。”尽管有关具体年份和活动内容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李隆对现场的氛围印象深刻，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他的感受很直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先农坛体育场就已经是非常受北京市民欢迎的体育场地。”
据李隆回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想到先农坛体育场观看比赛，所有人都要从东门进入，不同于现在南门的拱形建筑，“当时的正门只是两扇大铁门，后来重建时被拆除。”为了充分地利用先农坛体育场，同时提高体育场的承载能力，1954年和1955年，体育场先后进行了两次改建和扩建。已经从先农坛体校退休的毛先生告诉记者，其实主要是对看台进行加高和扩建，“由原来的10级台阶增至26级，可容纳的观众数量从人增至人。”
“当时的体育场看台是水泥结构，由一层一层的灰色宽台阶组成，台阶上并没有安装座位，比赛时观众就坐在台阶上。”在李隆的记忆里，无论是足球比赛还是其他活动，几乎是场场爆满，即使比赛双方知名度不高，两个正面看台也能坐满观众。
1959年11月15日的一场友谊赛，北京足球队以3比0战胜苏联“托姆斯克人”队。图/中体在线
有人用自行车换国足比赛球票
对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先农坛体育场来说，1958年9月14日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天晚上，在先农坛体育场四周，4座40米高的钢架照明灯塔正式使用，每个灯塔顶端装有66个一千瓦的电灯。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当时全国第一个现代化的灯光足球场。
随着先农坛体育场逐渐改建和扩建，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10个年头，先农坛体育场一直扮演着国家体育场的角色，多次承办全国、全市的足球和田径等多项赛事，并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多个里程碑。
1955年10月30日，中华体总训练班与苏联泽尼特队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双方最终战成2比2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门来到现场观赛，那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现场观看的国际足球比赛。
中国男足首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同样是在先农坛体育场。1957年6月2日，中国男足主场对阵印尼队，在周恩来、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见证下，张宏根攻入中国足球在世界杯外围赛的第一个进球，随后年维泗、王陆等队员先后进球，中国队最终以4比3胜出。
1957年11月17日上午10点15分，先农坛体育场还见证了中国首个田径世界纪录。当时，北京市田径运动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在女子跳高决赛中，郑凤荣跃过1.77米的高度，成功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郑凤荣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和足球比赛相比，当时的现场观众数量虽不算多，但得益于市民的热情助威，自己最终一鼓作气打破了世界纪录。”
胡金兆曾在《京华绿茵见闻录》里描述，那些年北京足球氛围浓厚，先农坛体育场更是成为球迷心中的足球圣地，有时候，为了看场球，需要凌晨去售票点排队买票，“中国男足首次打世界杯外围赛，很多球迷提前一天等在售票点，现场也首次出现一人限购一张的规定。比赛当天，体育场外甚至出现一位华侨青年愿意用一辆自行车换一张票，那时候的球票售价5角，而那辆自行车价值500元，相当于一个二级工一年的工资。”
北京女篮梯队在体育场北侧室外篮球场。受访者供图
工体建成后这成了混合训练基地
李隆在1958年前后入选北京青年男篮，球队的驻地就在先农坛体育场内，为了确保各类比赛的正常进行，他们也时不时扮演赛事保障的角色。“当时，在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比赛，是北京市民特别是足球迷生活中的一大乐事。”
李隆对1959年冬天的一场足球比赛记忆犹新，先农坛体育场计划承办某场足球比赛，但是在比赛前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雪，“整个体育场周边以及内场的看台、场地都被白雪覆盖，市体委紧急召集全体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参与除雪，所有人忙碌了一整天，确保了次日下午比赛的顺利进行。”
1959年，工人体育场正式建成，越来越多的比赛和重大活动离开先农坛体育场，后者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时间推移，训练基地的身份被更多人提及，近30年间，先农坛体育场见证了各支北京队伍甚至部分国字号队伍的成长。
先农坛体校的前身是北京市体工大队，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在有关市领导的指示下，利用修建人民大会堂的剩余建材，在先农坛体育场建起了一栋新楼，加上原有的北楼和南楼，北京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排球队、体操队等队伍以及部分国字号队伍，陆续来到先农坛体育场驻训。
当时体育场的西侧，有北楼和南楼两座4层楼房，北楼主要用作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体操队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宿舍，乒乓球队的庄则栋和邱钟惠、足球队的史万春和年维泗、篮球队的程万春等人都曾住在同一栋宿舍楼。
“北楼每层大约有15间宿舍，最早的时候，运动员4人一间，教练员2人一间，屋里都摆着两张上下铺的床，每层还有一个房间，外侧是卫生间，内侧是装有几个淋浴喷头的浴室。”在李隆的记忆里，由于后来驻训的队伍越来越多，北京队部分项目的梯队规模越来越庞大，上世纪60年代，也曾出现过十几个队员挤在一间宿舍的情况。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初期只在先农坛体育场的西南角建了一处室内体育馆，主要供乒乓球、篮球、排球等队伍使用；在体育场外的东侧，田径队也有一处室内训练场地，但条件相对简陋；足球队则主要在体育场北侧的两处室外场地训练。
“训练后，我们做拉伸时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当时体育场看台下面有走廊和柱子，隔成了一间间房子，北门对过的看台下，有一间房便是器材室，由一位50多岁的男职工管理，大家都管他叫郝大爷，现在应该已经过世了。”李隆直言，那个年代能有那样的训练条件，他们已经非常满足。
中国男篮前队长黄频捷也曾有过在先农坛体育场训练的经历，他向记者回忆说，当时的篮排馆一共3个，其中1个是篮排共用，由于北京各级队伍、国字号队伍众多，也有无法在室内训练的时候，“实在安排不开，只能在室外训练，遇到下雨天，有时候还会去龙潭湖体育馆借训。”
上世纪60年代，北京男篮梯队在室内体育馆训练。受访者供图
北京足球梦从这里开始并一直延续
为了确保各支队伍的正常训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先农坛体育场外场，室内体育馆的规模不断扩大，条件也越来越好，医疗室、运动员食堂等配套设施也逐渐完善。
建成近50年后，先农坛体育场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重建，基本奠定了如今先农坛体育场的格局。北京成功申办1990年亚运会后，先农坛体育场更是迎来一次大规模的重建。为了迎接1990年北京亚运会，1986年11月至1988年9月，先农坛体育场拆除重建，重建后占地面积平方米，看台设有20个观众区，分别安装上绿色、红色、黄色、蓝色的座椅，足球场长108米、宽68米，四周建有塑胶跑道，其他现代化设施也一应俱全。
1990年亚运会举办时，北京的室内外场地资源已经非常丰富，先农坛体育场只是承办了部分场次的足球比赛，但那次大规模重建，无形中助力了北京足球的发展。
1994年，甲A联赛创立，北京国安选择先农坛体育场作为主场，1995年继续在先农坛体育场征战，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那是球队和球迷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在主教练金志扬的带领下，杨晨、曹限东、高峰、谢峰、高洪波、周宁、郭维维、符宾等名将开始在甲A联赛赛场展现着各自的魅力。国安1994年取得7胜8平7负，获得12支球队中的第8名。次年，北京国安的战绩大幅提升，前21轮取得11胜6平4负。1995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北京国安主场对阵争亚对手广东宏远。凭借高峰的两粒进球，国安3比1取胜，获得当赛季亚军。
现年41岁的郝雷当时还是高中生，他仍清楚地记得，“比赛结束后，东看台的部分球迷撕碎手中的报纸撒向空中，还有球迷点亮手中的打火机忘情庆祝。散场后，大家迟迟不愿离去，手拉手围在体育场外的跑道上，向最初的主场告别。”之后，北京国安主场迁至工体。
由于北京奥运会，工人体育场曾于2006年至2008年进行改建，北京国安不得不暂时搬离工体的主场。在俱乐部的最初计划中，国安本有机会重回先农坛体育场，但由于安保等因素，回到最初主场的计划未能成行。不过，在过去20余年的时间里，先农坛体育场始终与北京足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告诉记者，“北京国安二队的前身威克瑞队、曾征战中乙联赛的北京宽利队均曾将先农坛体育场作为自己的主场。”
北京女足成立30多年来一直将先农坛体育场作为根据地。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北京女足先后在石景山体育场、朝阳体育中心等场地短暂踢过主场比赛，本赛季，更是离京前往武汉、洛阳等城市打主场比赛，但在金汕看来，“无论是不是在先农坛踢比赛，这里始终是北京女足姑娘们的大本营，始终是北京女足的家。”
新京报记者 徐邦印 编辑 王希翀
场馆概况
●建造年代：
1936年开建1938年落成，1988年完成重建。
●场地规模：
占地平方米，可容纳观众。
●地理位置：
永定门内路西，先农坛原址东南部。
●历史地位：
北京市第一座大型公共体育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国家体育场。
大事记
●1949年10月22日至24日
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1955年10月30日
在先农坛体育场毛主席唯一一次现场观看国际足球比赛。
●1957年6月2日
在先农坛体育场中国男足首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
●1957年11月17日
在先农坛体育场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1990年9月
先农坛体育场承办北京亚运会部分比赛。
2022卡塔尔世界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今天先不说比赛。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国际裁判打完这届世界杯能挣多少钱。
尽管中国足球队未能进入卡塔尔世界杯，但我国有3名优秀裁判入选本次比赛。其中，马宁是众所周知的。作为最高级别的国际裁判，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收入有多少？
羊毛帆布？
裁判员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和一场比赛的奖金。根据上届俄罗斯世界杯的经验，名裁判的底薪为9万美元，主裁判7万美元；一场比赛的奖金一般为3000美元。
因此，本届世界杯，马宁的总奖金为3万美元加上7万工资，总收入为10万美元。
但是谁都知道卡塔尔世界杯的难度很大。按照俄罗斯世界杯计算的工资和奖金，恐怕只是一个起点。
因此，我们保守估计，马宁这次的收入应该会超过百万元；如果他有幸决出半决赛或决赛，那么一场比赛的收入将翻倍。此外，组委会或卡塔尔官方会提供一些额外的福利。
他们能成为国际足坛裁判，是对他们裁判工作的肯定，也是他们的荣耀。
近日，一则2021年世俱杯由中国改为日本承办的新闻让大家虚惊了一场，好在官方很快出来澄清，下一次新版的世俱杯赛仍将由中国来承办。要知道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可是早已为世俱杯做好充足准备，场馆已都按世俱杯标准进行着改造。相比那些要举办2023年亚洲杯的球场，承办世俱杯的球场号称都是按照世界杯标准来的，举办揭幕战和决赛的球场容量要达到8万人，放眼当今世界，能达到这个容量的球场也是屈指可数。
但回顾体育场的发展历史，有很多著名的球场最早是远超8万座的。比如始建于1913年的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它在1936年纳粹德国获得他们第一次奥运会举办权后选择了扩建，使之变成了一座可容纳11万人的巨型建筑。而单场容纳人数最多的比赛发生在著名的马拉卡纳球场，1950年巴西队对乌拉圭队的世界杯决赛在马拉卡纳球场上演，有近20万人来到现场观赛，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体育场观赛人数最多的足球比赛。后来，上述两座体育场都进行了现代化的改建，前者把规模缩小到如今的座，并顺利举办了2006年世界杯决赛；而马拉卡纳则把规模缩小到座，也成功举办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并在两年后承办了里约奥运会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
进入新世纪，新建和改扩建的现代足球场规模都控制在座上下，比如座的新热刺球场、座的酋长球场、座的伊蒂哈德球场。只有极个别的球场能达到座，这好像成为了现代足球场容量的一个极限值。比如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场地卢日尼基体育场、上文提及的马拉卡纳球场以及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场地足球城体育场，规模均在座左右。 这不禁令人好奇座为什么成为了足球场的极限容量？ 是什么限制了足球场规模的增长？
球场容量主要受观众视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中视觉距离和视觉质量则是两个最重要的因子。我们要考虑人眼看足球的最大视觉距离是多少，并根据这个距离组合确定一个最大视距范围。视觉质量涉及的方面比较多，我们首先要根据观赛效果相当的原则确定看台的大致轮廓形状，由于轮廓形状还受场馆规模的影响，形状大小都会随着规模同步变化。所以当我们用这个轮廓形状去最大化吻合最大视距范围时，我们就能得到极限情况下的场馆规模大小。
观看足球比赛的最大视距范围如何确定？
由于足球比赛的最大视距的计算是基于人眼的生理基础的，而人眼在视角小于4′时就会很难看清任何东西——尤其是当物体快速移动时。我们引入视角和视距的计算公式来帮我们确定足球比赛的最大视距，相当于我们看球最大能接受的距离。D表示普通足球的直径，我们取0.22米，α取4′。
根据上面公式的计算，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出视距L为189米，约190米，相当于观众席距离球场内任意一点的最远距离不能超过190米。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得出足球赛的最大视距范围，这个范围是四个以足球场四角为圆心、190米为半径的圆重叠部分的边界线。
边界线围合而成的区域便是足球赛的最大视距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则是不推荐的，这已经写进了国际足联对足球场的相关建设要求中了。我们利用这个范围图，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不同的体育场它是否能够满足国际足联的要求了。我们拿来了鸟巢的卫星图与我们的绘制的范围图进行比较，发现除了场馆南部边界能勉强与其相切以外，北部看台区域基本都超过最大视距范围。不知道这能不能解释国安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把主场落户鸟巢，从举办足球赛效果本身来看，鸟巢确实不存在太大的优势。而当我们找来新落成的新热刺主场平面图与其比较后，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座专业足球场全部都在最大视距范围内。
用观赛效果相当的原则如何确定看台的轮廓形状？
由观众席各个方位最外围观赛效果相当的观众席所组成的图形会是我们理想的看台形状。我们希望保证看台轮廓线上的每一个位置，即观众席每一个方位的最后一个座位的观赛效果都是相当的。有的座位方位较好，但视距相对较远，有的视距较近但方位差一些，而综合两个因素总的效果是相当的。因此，这个由观赛效果相当的座位连成的轮廓形状和长宽比例，就是确定看台合理的平面形状和长宽比例的依据。
由于足球场的场地面积通常较大，观众也较多，距离的远近在观赛效果中起到了更主要的作用。换句话说，观众会在优先考虑距离之后再去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考虑由等视距的方法来确定等效观赛的范围。足球比赛的精彩区大多近似地发生在两个球门区附近，我们可以以两个球门作为焦点来做等视距图，将得出一个椭圆形的轨迹，这个椭圆形的长轴与比赛场地的长轴平行且重合。在这一轨迹上的观众，在任何方位对两个球门焦点的距离之和都是相等的，观赛效果能保证相同。除了两个球门区，中圈处的开球点理应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觉焦点，我们一并绘制出开球点的视觉等距图，这个视觉等距图是一个圆形。我们取以上两个等距图的平均值，就能得出举办足球赛的球场看台近似的轮廓形状了。
用最大视距范围和看台轮廓形状来确定最大座席容量
假设看台轮廓形状与横轴的交点为a，与纵轴的交点为b。根据a和b的数值，我们可以求得其面积，而该面积也是比赛场地面积和座席投影面积之和。我们根据座席数量与看台轮廓形状之间的关系公式可以很容易的获得任意座席数下，该形状的大小。而当看台轮廓形状与最大视距范围出现最大吻合时的座席数就可以被看成是我们想要求得的最大座席容量。
按照上面的思路，我们还必须先确定几个未知量。首先是比赛场地面积M，由于国际正式比赛的比赛区大小是确定的，即长105米，宽68米，边线缓冲区两边各5米，端线缓冲区两边各7.5米。因此，标准比赛区的面积应该是120米×78米，得9360㎡。但国际足联并没有权力规定每一座承办大赛的球场都是无跑道的专业级足球场，而按照比专业足球比赛场地大的多的综合体育场的比赛场地计算出来的座席数量显然会更加保守和适应性更强。因此，我们这里的比赛场地面积M则取综合体育场的比赛场地面积来进行计算，这里我们取㎡。第二个要确定的是单个座席面积，我们这里直接按0.44㎡/座来进行计算。最后我们需要确定的是a和b的数值，根据规律，当观众席规模不断扩大时，观众席的平面形状将由椭圆形向圆形过渡，理论上最后会近似于一个圆形，显然在这个过程中b和a的比值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个比值我们可以直接引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建筑设计》一书，书中对这个比例进行了规定。这时，我们便可以很容易的根据不同的座席数量来求得它们对应的a和b值了，有了a和b值，我们就可以绘制出相应的看台轮廓形状。这里，我们直接把最后的计算结果贴出来。
根据这个计算结果我们相应绘制出四个看台轮廓形状。最后再把之前的最大视距范围等比例的放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当场馆容量为座时，看台轮廓形状与最大视距范围吻合度最高，每一个座席都将发挥它们最大的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进行的视觉质量评估，只是单纯的考虑了等视距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对每个座席的透视变形大小以及每个座席看比赛场地中两个主要视点的视距差进行评估（对这一部分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线上沟通）。虽然我们暂时没有对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虑，但由于等视距在体育场视觉质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本文绘制的看台轮廓形状也能够为我们提供评判调整座席视觉质量的依据。
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场馆规模的扩张？
场馆周边的交通承载能力。 虽然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属于事后评估，它是基于既成事实来确定风险和提出解决方案的。但一般场馆在选址前，对拟选址地块周边的道路和公共交通规划都能基本确定，事实上完全可以按照道路交通情况来倒推出场馆可承载的最大观众流量。因为体育场馆运营的价值体现在它的使用率，如果我们由于前期错误的定位，导致每次大型活动前后，场馆周边的交通都严重过载，那势必会影响到这座场馆的使用率。因此，一味的追求大的规模可能在交通条件上是不允许的。
场馆的投入产出比。 虽然大多数体育场馆大都由政府投资兴建，但体育场馆属于大空间、低使用频率的公共设施，单方造价或者说单座席造价是非常高的，而收入来源却往往较为单一，因此产出的增长率很难跟上投入的增长率。在收入增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既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就必须压缩项目的投入。因此，场馆规模就获得了很大的制约。
用最大视距图和视觉相似图形得出的规模瓶颈是完全按照内部因素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而后面提到的交通承载力和投入产出比这两个因素则是一类外部视角。有时我们过多的关注外部因素而缺少对内部因素的探讨， 我们似乎一直在为扩大场地数量和场地规模而努力，而并不知道为谁而建、为何种需求而建。
最后还要提一个也很有意思的现象，它发生在室内体育馆身上，即体育馆座这个规模，它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属于体育馆的规模瓶颈。因为很多国内已建成的知名大型体育馆均维持在这个规模，比如北京五棵松体育馆、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还有正在建设中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体育馆、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等，后面三个体育馆未来将分别承办亚运会、大运会和全运会的相关赛事。而国内目前唯一一个超过这个容量的体育馆是南京青奥公园体育馆，容量为座。相信这不是偶然，希望这些问题也能有更多从内部视角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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