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害
最近，关于中国足协委派范志毅到崇明训练基地辅助徐根宝的消息在网上被热议。徐根宝的崇明训练基地算是私人企业，足协哪来的权利安排人进驻？如果是真的，如此行径到底又是意欲何为呢？最终的目的恐怕还是跟利益有关。
范志毅在一次直播中表示：“我现在受中国足协委派，在崇明训练基地辅佐徐根宝徐指导，我在这里担任技术总监。”这已经将他自己被中国足协安排到徐根宝的崇明训练基地任职的消息官宣了。而且前央视著名解说员刘建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也证实了这一点，“连线小范，谈到了徐根宝、崇明岛，他也接手了13、4岁的梯队，据说有一些不错的苗子，假以时日，会不亚于武磊他们那批球员。真心佩服徐指导，也真诚祝福小范。只不过，最着急的是国家青训体系如何建设。否则这些单点的努力始终无法形成合力，也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正常吗？不正常。为什么？因为徐根宝的崇明训练基地是私人的，跟中国足协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那么中国足协哪来的权利安排范志毅到徐根宝的私人企业当技术总监呢？如果说由徐根宝聘请还说得过去，由中国足协委派入驻，那就有些扯了。中国足协哪来的这个权利？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不妨来猜一猜，中国足协如此插手到底意欲何为？徐根宝的崇明训练基地最出名的恐怕就是培养了上海上港这一批冠军球员，但是他跟上海上港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当初那批球员被收购了而已，也就是说是被徐根宝卖掉的。而且现在崇明训练基地培养出来的小球员，也并非只给上海上港一家用。徐根宝做这个训练基地也是经营性质的，而且出来的球员水平都相当不错。那么中国足协委派范志毅去当技术总监，为了什么？出于关心，加强崇明训练基地师资力量？或者说徐根宝跟中国足协有了合作？
这件事觉得没那么简单，否则早就官宣了。中国足协如此越权来插手一个私企，最终的目的很可能跟利益挂钩。
（作者：公害）
1929年6月1日的《申报》上的一则启事，吸引了无数球迷的目光。启事称：“鄙人现应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之聘担任上海经理部秘书，除星期日外，每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止在公司办公，各界如赐接洽，务请驾临静安寺路三十四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消息一出，华安大厦的门前立马人头攒动起来，刊登启事的，是当时的“亚洲球王”李惠堂。球迷们争相到此只为一睹“球王”的风采。
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著名足球运动员，早年曾效力于香港南华队，以速度快、控球好、射门准而著称，尤以临门一脚倒地卧射的绝技最为知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曾流行有这样一句话：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1925年，李惠堂来沪之际，正值其足球技艺的巅峰时期。那年10月，当他在天文台路（现合肥路）中华运动场目睹上海乐群足球队因技不如人负于外国球队后，愤愤不平，后在上海足球名将哈元贞的介绍下加入乐群队并迅速成为球队的核心。
1926年秋，乐群队改名为乐华队。不久后，在当时上海足坛颇具影响力的“史考托杯”足球赛上，由李惠堂领衔的乐华队以4:1的大比分击败之前蝉联9届冠军的腊克斯队， 首创上海华人足球队在正式比赛中击败西人球队的纪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李惠堂效力于乐华队的五年中，还曾带领球队获得过中华足球联合会甲组赛、西人足球联合会甲组赛及高级杯赛等一系列冠军，中国足坛士气为之一振。同时，李惠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出征远东运动会，且每次都为中国队夺得奖项。
华安大厦旧址（现金门大酒店）
当年忙于各项足球赛事的李惠堂又如何会与静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结缘，并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该旧址现为金门大酒店）成为一名“上班族”呢？原来，与如今职业足球俱乐部不同的是，当时的球队多是由一些爱好者自发组建起来的业余体育团体，且这些团体的日常经济状况又多是“入不敷出”，因此就连李惠堂这样的“亚洲球王”也不得不做起了“兼职”。 据蔡扬武《球王李惠堂》一书描写，李惠堂虽未读过大学，但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所写的文章文笔流畅，并能写一手好字，作的诗也很好，所以有儒将之称。20世纪30年代初，李惠堂还曾被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派往巴达维亚（现雅加达）任职，帮助公司开拓海外市场。由此可见，李惠堂在当时也堪称一位“职场精英”。
李惠堂离沪后，“东华足球队”渐成上海足坛的翘楚。这支由李宁、戴麟经、陈虞添等多位足球名将发起的球队，得汉冶萍煤矿公司经理（盛宣怀之子）盛昇颐等人资助后组建。盛昇颐本人酷爱足球，且当时盛家的住宅就位于静安寺路上，故盛宅内的一大片草坪就成了东华队的训练场，有时盛昇颐也会来到训练场上一展身手。
在东华队的多位董事中，华业地产公司经理谭敬也是一位球迷。抗战全面爆发后，盛昇颐离沪，谭敬逐渐挑起东华队的大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谭敬的主要生活圈同样也在静安寺路周边。在今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西南角不远处的华业大楼，正是由谭敬的父亲营造商谭干臣投资兴建，谭敬本人也曾在这幢大楼里居住。
华业大楼
东华队崛起后，一度获得各类赛事冠军无数，这其中除了球队本身拥有李宁、孙锦顺、戴麟经、贾幼良等多位实力强劲的国脚以外，也是因为其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志气，敢于面对洋人强队进行拼搏。在一无教练指导，二无系统训练的艰苦条件下，他们以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建立了卓著功绩。在敌占时期，东华坚决拒绝与日本队和汉奸主办的球队比赛，威胁不屈服，利诱不就范，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贾幼良《东华足球会简史》）
在上海足坛“东华足球队”如日中天的年代里，如果还要找出一支能够与之媲美球队的话，那就非“优游足球队”莫属。
“优游足球队” 是当时“优游体育会”下属的球队之一（“优游体育会”下属还有篮球队、网球队等体育团队），由著名体育活动家程贻泽于1927年创办，麾下曾汇聚有孙锦顺、陈家球、梁树棠等国脚。据说1934年李惠堂再次来沪后，也曾在该队效力过一段时间。巧合的是，程贻泽也和南京西路颇有渊源。
程氏家族在程贻泽的祖父程谨轩时，依靠投资静安寺路周边地产起家，至程贻泽的叔父程霖生执掌家业时，程家在当时的静安寺路周边已坐拥许多地产，雄厚的资本加之自身的喜好，使得程贻泽开始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所热爱的体育事业上。
程贻泽在各类体育项目中尤其喜爱足球，1926年“优游体育会”的前身“三育体育会”应邀参加“西人足球联合会”赛事后，程贻泽在上海足坛的影响力开始与日俱增，从此他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自己的发起下，组织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国际足球赛事”。为了解决预想中来沪球员们的住宿问题，一幢宏伟的大楼在程贻泽的脑海中开始规划起来，这就是如今位于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转角口的 “德义大楼” 。1930年，这幢在当时被称为“丹尼斯公寓”的大楼在这个街角正式落成，程贻泽举办“国际足球赛事”的梦想仿佛触手可及。
然后就在一年后，程贻泽的梦想终因叔父程霖生的投资失败而化作泡影，德义大楼也在程家破产后辗转归入当时中国银行名下，成了银行职员的宿舍。之后的“优游体育会”在程贻泽苦心经营下勉强支撑到20世纪40年代。
德义大楼
20世纪50年代后，原先那些驰骋绿茵场的足坛名将多已来到不惑之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转型成为足球教练。如孙锦顺、贾幼良就曾在上海青年足球队执教，而戴麟经更是成为过八一足球队的总教练，大家在各自的球队中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在当年崇尚细腻脚法的上海足坛中，徐根宝居住于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有着“无锡李惠堂”之称的林耀清教练慧眼识才，将原本已改练排球的徐根宝重新拉回到了足球的轨道上，并从此开启了徐根宝在中国足坛的辉煌。
从入选“八一队”到成为国足队长，从率领上海申花夺得甲A冠军到指挥大连万达惊艳亚洲赛场，从“抢逼围”到“接传转”，徐根宝的威名不仅在上海足坛人尽皆知，更是成了中国足坛无法绕开的话题。
进入21世纪后，在经历中国足坛数十载跌宕起伏后的徐根宝开始将精力逐渐转移到了“青训”上。在他的崇明青训基地内，以武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球员在他的精心培养下脱颖而出并成了当前中国足坛的主力，为如今身处逆境的中国足球接续希望，也为名将辈出上海足坛继续抒写传奇。
1983年7月11日，时任中国足球队教练的曾雪麟（右）、戚务生（中）和徐根宝为即将举行的国际邀请赛拟定人选。 新华社发
徐根宝足球基地现在还在招生
上个月，徐根宝将自己麾下9900梯队正式转让给上海绿地申花俱乐部，随着这些小将的离开，目前崇明根宝足球基地只有一支由三个年龄段球员混编而成的球队。近日，徐根宝在基地进行数场U10梯队小球员招募选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根宝基地近年来首次对外招生。
徐根宝谈到这次招募初衷时表示：“我们基地就一个队伍，现在再招一个07年龄段的队伍，如果要持续发展下去，得要有这么两个队伍。”
这些参加选拔的小球员来自全国各地，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上海本地的，他们的对手则是来自上海各区的专业青训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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