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足球比赛都不值得牺牲性命”（印尼语：Tidak ada sepakbola seharga nyawa）。
10月6日，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发生后的第六天，许多印尼民众与该国“国民主持人”娜茱瓦·希哈卜一道，身着印有这句印尼语口号的黑色T恤，聚集在首都雅加达的苏加诺体育馆。他们中有那场球场悲剧的亲历者、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也有普通球迷、音乐人、文化人士和学者。
一切都要回溯到10月1日，东爪哇省玛琅市东道主队阿雷马队（Arema FC）在当地坎朱鲁汉球场以2:3的比分输给了来自东爪哇省泗水市的佩尔塞巴亚队（Persebaya Surabaya）。由于一方球队支持者不接受失败，大量人员翻越栏杆进入球场，发生冲突和踩踏。无人料到，这场“东爪哇德比”会引发造成上百人死亡的骚乱事件。
事件引起印尼国内外的震惊和哀伤。“这对所有足球界人士来说都是黑暗的一天。”国际足联（FIFA）主席因凡蒂诺对印尼球迷冲突事件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印尼总统佐科10月5日前往玛琅市看望伤者，强调要对事故展开彻查，并惩罚犯错乃至犯罪的涉事者。
娜茱瓦·希哈卜在苏加诺体育馆主持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座谈会。图源：娜茱瓦·希哈卜的Youtube频道
坎朱鲁汉球场悲剧死者家属在苏加诺体育馆座位上回忆家人。图源：娜茱瓦·希哈卜的Youtube频道
据印尼时代新闻网（Tempo）10月13日报道，当日，印尼足球协会（PSSI）和FIFA、亚洲足联（AFC）、印尼政府代表于雅加达举行联合发布会，四方决定建立一个印尼国家足球转型工作组，以回应造成至少包含数十名儿童在内的百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坎朱鲁汉球场事件所暴露出的印尼足球的种种问题。
谁之暴力？
暴力和冲突在印尼绿茵场上并不陌生，印尼社会早已意识到“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ism）现象的存在。
“印尼足球的确经常引致混乱乃至冲突，甚至冲突可能会延伸至比赛日之外，比如不同队伍的支持者会在球队俱乐部未举行比赛时陷入争斗。”印尼诗人、记者、足球作家禅·拉赫马特·苏吉托（Zen Rahmat Sugito）对澎湃新闻（）说。禅·拉赫马特也参与了10月6日苏加诺体育馆讨论会的策划。
英国《卫报》10月11日报道引述印尼政府数据指出，在坎朱鲁汉球场悲剧之前的28年中，印尼有至少78人死于与足球有关的事故，客场队员因担忧现场球迷冲击而由装甲车接送的场景时有发生。
10月1日在坎朱鲁汉球场同台竞技的两支球队分别是主场阿雷马队和客场佩尔塞巴亚队。两支同样来自东爪哇的球队形同“宿敌”，双方比赛被称为“东爪哇德比”。两队的球迷也各自组成了在全印尼看来都算独树一帜的Ultras组织：阿雷马支持者组织Aremania与佩尔塞巴亚支持者组织Ultras Persebaya。
Ultras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的足球亚文化现象，球迷形成有组织的团体，支持他们狂热追随的球队，以精心编排、常带有暴力元素的方式与对手球队不断开展竞争。印尼日惹穆罕默迪亚大学足球研究员兼讲师法贾尔·朱纳迪（Fajar Junaedi）在与人合著的一篇论文中分析称，Ultras在印尼足球生态中作用重要，是一种“高度视觉化、非常壮观、时常导致暴力的球迷形式”；印尼的Ultras组织绝大多数是由年轻的城市男性组成，他们将大部分休闲时间用于支持他们忠诚的俱乐部，这些组织还涉足文化生活、社会活动乃至社会运动等方方面面。
在印尼一家科技文化媒体工作的记者阿尔（Al）对澎湃新闻坦言，正是球迷间的暴力文化让他对印尼足球甲级联赛（Liga 1）敬而远之。10月1日比赛的主办方也深知两大球队之间强烈的敌意，因此禁止客场佩尔塞巴亚球迷入场观看比赛。
媒体报道描述称，10月1日晚比赛结束后，数千名阿雷马队的球迷对主场输球感到失望，纷纷向球员和场内人员投掷瓶子和其他物品，此后更有大批球迷涌入球场。在警方看来，这是他们进场维持秩序的出发点，采取手段压制局势是为了保护球员。
即使足球暴力“臭名昭著”，也没有人能提前预料到10月1日悲剧的发生。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当天晚上，数千名球迷在主场阿雷马队落败后冲入球场，警方以发射催泪瓦斯应对。恐慌中逃跑的人群在几个出口处冲撞踩踏，多扇本应开启的大门却紧闭着，让推搡和踩踏更为严重。许多球迷因缺氧而死，死者中至少有32名儿童。
“最后一根稻草”
法贾尔·朱纳迪认为，坎朱鲁汉球场悲剧体现出印尼足协与比赛主办方的失职。“印尼球迷死亡问题已持续多年，但印尼足协没有做出足够多的努力来改进。”法贾尔对澎湃新闻说，“球赛由不称职的企业和组委会来管理，他们并不能满足FIFA的规定，体育场的安全和安保标准也不达标，印尼足联也不对体育场的运作状况做检查。”
从一开始，这场比赛的组织和秩序维持就问题重重。《卫报》10月11日报道指出，印尼公众质疑称，为什么最多容纳3.8万人的坎朱鲁汉球场会售出4.2万张门票？为什么只有4名医护人员在体育场内待命？为什么印尼警察会不顾FIFA的建议准则而在体育场内使用催泪瓦斯？
印尼足协副秘书长迈可·伊拉·普斯皮塔（Maike Ira Puspita）向BBC表示，印尼足协在10月1日赛前就为比赛安排了额外的预防措施，包括安排更多安保人员。迈可·伊拉强调，当日比赛上半场，一切都还是“可控的”。也有目击者向BBC反驳说，当日比赛秩序问题明显，10月1日比赛中场休息时就有人打架，下半场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烈。
阿尔说，国际足联并不鼓励像10月1日那样在晚上开展高强度的比赛，还有不少球迷没有买票就硬闯进了坎朱鲁汉球场。“印尼足球比赛违反FIFA标准的现象比比皆是，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将一切曝光了出来。”
在法贾尔·朱纳迪看来，印尼足协缺乏对球迷足够的约束和管理。“举例而言，印尼足协从不惩罚高歌‘杀了他们！’（印尼语：Dibunuh saja）这样冒犯而暴力的内容的球迷，默许这些异常现象持续发生，直至坎朱鲁汉球场悲剧覆水难收。”
阿雷马队球迷现场叫嚣“杀了他”口号的场景。图源：Youtube
另据《印尼时报》10月7日报道，印尼国家警察总长李斯蒂奥?西吉特?普拉博沃（Listyo Sigit Prabowo）表示，当日坎朱鲁汉球场的大门关闭是“无缘无故的”，当天值班的一名安保人员要求看门人在比赛结束之后也不要开门。本该敞开的大门紧闭被认为是导致大规模伤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斯蒂奥称，坎朱鲁汉球场事故当天，开放的大门数量很少，门被打开的缝隙也很窄，这让许多人受困于球场内，警察投掷催泪瓦斯的举动让局面更加恶化。“释放催泪瓦斯本是为了防止观众走入球场。”李斯蒂奥说。
据《卫报》9日报道，玛琅公共卫生办公室主任维扬托·维乔约（Wiyanto Wijoyo）说，因为只有主场球迷在场，10月1日的比赛不被认为是高风险事件，球场只配备了4名医护人员。“我们进去的时候（医护）人员有限，而伤亡人员却比我们多。我们最终请求增援，马朗所有救护车都被部署了。还有大约50辆救护车协助运送病情严重、濒临死亡的人，以及将尸体送往最近的医院。”维乔约说。
“其实印尼普通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悲剧发生时，我们第一时间感到了恐惧，这太疯狂了。但当我们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组织方的管理不当与警方的过度武力）……这令人作呕！” 阿尔向澎湃新闻表示，印尼足球流氓现象的确存在，但“使用过期的催泪瓦斯”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更糟糕的是，印尼警方声称过期催泪瓦斯无害，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阿尔说。据印尼时代新闻网报道，印尼警方10月11日在记者会上承认使用了过期催泪弹，但辩称“过期的催泪弹和食品不同，效能会减弱”。BBC 2011年有关埃及抗议和骚乱的报道则指出，过期催泪弹的毒性可能更大。
拒绝遗忘
10月6日，佩尔塞巴亚队球迷、印尼工会联盟大会（KASBI）成员安迪·佩奇（Andie Peci）来到苏加诺体育馆参与主持人娜茱瓦·希哈卜（Najwa Shihab）组织的座谈会。他展示出一条写有“拒绝遗忘”（印尼语：Menolak lupa）口号的横幅，娜茱瓦更与他一同举着这一横幅合影。
安迪·佩奇和娜茱瓦·希哈卜共举“拒绝遗忘”横幅的照片。图源：安迪·佩奇Instagram
其实，“拒绝遗忘”是一个来自政治和社运圈子的口号。印尼资深政治记者、《雅加达邮报》专栏作者阿伯普利亚迪（Aboeprijadi Santoso）对澎湃新闻说：“拒绝遗忘，这是一个典型的、严肃的口号，常见于维权人士和媒体。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希望印尼政府和公众保持觉醒，持续意识到1965年政变以来的种种暴行和失踪事件。”阿伯普利亚迪说。
“在这起足球悲剧中，许多人记起并使用这一口号，意味着他们再次要求将这一事件视为警察造成的人权侵犯行为。”阿伯普利亚迪表示。
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印尼国内外对10月1日球场悲剧的关注点从球迷暴力现象转向了警察暴力。印尼《雅加达邮报》10月10日报道指出，如今，印尼社会针对印尼警察的负面情绪挥之不去，人们愤怒于坎朱鲁汉球场悲剧的发生，也对警察事后的调查行动不尽满意。
禅·拉赫马特认为，警方针对球迷过度使用武力是导致数百人伤亡的根本原因。“2010年以前，印尼球场甚至时常有球迷于90分钟比赛时间内冲入球场，但没有任何一件事会发展成坎朱鲁汉球场悲剧的程度。印尼警方和军方已多次处理过球迷入场的问题，他们曾使用水炮、盾牌和警棍来维持秩序。”禅·拉赫马特对澎湃新闻说。他认为，印尼当局深知在体育场这样的半封闭空间内使用催泪瓦斯的危险性。早在2012年，泗水苏东牧体育场（Gelora Bung Tomo）就有一名球迷因催泪瓦斯引发的恐慌和踩踏而死。
“因此，当局本应对球迷入场问题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坎朱鲁汉球场却看不到这些经验，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在球员已经在更衣室内获得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武器被射向体育场内的球迷。”禅·拉赫马特说。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6日报道，印尼警方在赛后向看台和球场内的球迷发射了至少40发非致命性催泪瓦斯弹药，大部分催泪气体飘向了位于东侧的区域。
释新闻网站平台《对话》（The Conversation）10月12日刊文指出，印尼警方常常使用催泪瓦斯来控制包括体育场人群聚集在内的局面。2019年4月9日，印尼警方就曾使用催泪瓦斯来阻止球队支持者强行入场。今年9月15日，印尼警方在球场对佩尔塞巴亚队支持者使用催泪瓦斯。印尼警方自2013年起每年花费数千万美元级别的预算采购催泪瓦斯，并频频用于抗议活动的镇压中。
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发生后，东爪哇警方为催泪瓦斯的使用做辩护，称这是按照警方程序进行的。然而，催泪瓦斯在体育场馆内的使用已多次引发灾难。FIFA安全规定第19条更明确表示，为了保护在场球员及工作人员，在有必要时可以允许警察在场内巡逻维持秩序，但严禁向人群使用枪支或人群管控用气体。《对话》指出，催泪瓦斯引致的骚乱和踩踏悲剧包括1964年导致328人死亡的秘鲁利马国家体育场事件、2001年导致126人死亡的加纳阿克拉体育场灾难、2012年造成至少79人遇难的埃及赛德港体育场骚乱等。
坎朱鲁汉球场悲剧让印尼警方再次陷入舆论漩涡。《雅加达邮报》引述印尼民调公司Indikator Politik今年8月的一项调查指出，今年7月初级警官诺夫里安西亚·约苏亚·胡塔巴拉特（Nofriansyah Yosua Hutabarat）被杀害事件削弱了印尼人对警察的信任，对警察信任度从5月的66.7%降至8月的54.4%。诺夫里安西亚的死让印尼警方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丑闻，有数十名警察被怀疑试图掩盖诺夫里安西亚死亡的真相，杀人真凶据称是警察内务部门的负责人。
去年年底，印尼社交平台开始流传“去找警察没有用”（#PercumaLaporPolisi）的话题标签。这是受到印尼独立调查媒体Project Multatuli有关南苏拉威西省东卢武（East Luwu）地方警察拒绝介入家暴举报的报道的启发，许多网民在这一话题标签下讨论印尼警方的问责制度、透明度、人权纪录等议题。
“印尼人民一直以来承受着许多暴力，但太多的案件从未得到揭露，肇事者是谁、下令者何人、谁来负责……只要印尼仍然有着有罪不罚的现象，‘拒绝遗忘’的口号就能与当下发生关联。”常在专栏文章中讨论印尼近现代历史的禅·拉赫马特感慨道。
“在印尼足球业界，有罪不罚现象与印尼其他领域一样严重。许多有权者来自旧时代，他们造成了足球业界的问题，却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有权力制止球场上的暴力循环，却从未采取任何突破性的措施。”禅·拉赫马特说。
禅·拉赫马特向澎湃新闻回忆，2018年，雅加达佩斯查（Persijia）的支持者在万隆遇害，他当时呼吁印尼足联采取严肃措施应对，以避免有更多受害者出现。“然而足联没有做出任何措施。即使有针对俱乐部的制裁，手段也只有金钱、金钱、还是金钱。印尼足联没有勇气规管煽动暴力和种族主义的叫嚣行为。”他说。
“彻底调查”
在介绍10月6日苏加诺体育馆的座谈会时，娜茱瓦·希哈卜说，坎朱鲁汉球场发生的悲剧是“印尼足球活动的不良传统的极致”。“在悲痛和团结中，我们必须确保这一事件得到彻底调查，明确谁应该负责、应该实施什么惩罚，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处理。”
旅印尼华人小方（化名）10月初恰在玛琅游历。他发现玛琅街头随处可见“彻底调查！”（印尼语：Usut & Tuntas）和“催泪弹与眼泪”（印尼语：Gas air mata & air mata）的横幅。这些横幅以极简的白底黑字形式悬挂在市中心、道路边、村落口等各处。
“横幅之密令人惊心。我在路边吃炒饭，摊贩老板就有同村老乡在坎朱鲁汉球场失踪了。我意识到，去世的100多人并不是数字，是很多人真实的朋友、亲人、父母。”小方对澎湃新闻说。另一位身在玛琅的印尼民众向澎湃新闻坦言，有关球场灾难的流言蜚语还有很多，他不方便做回应。
小方在玛琅街头看到的横幅，上面写有“彻底调查”、“坎朱鲁汉球场悲剧”、“没有足球值得牺牲性命”的字样。图源：小方
小方发现玛琅闹市街头也能看到有人悬挂有关球场悲剧问责的口号横幅。图源：小方
这些挥之不去的悲伤情绪交织着印尼民众对足球的喜爱与失去至亲的痛苦。“有一人去世就已经难以承受，更何况是上百人！印尼所有球赛都会陷入暴力吗？显然不是的，我认为有更多比赛是和平结束的。”禅·拉赫马特痛惜地说。
其实，印尼足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并不佳。在FIFA排名中，印尼目前仅排名155名。但印尼人对足球的热爱有目共睹。“我们真的很喜欢体育。足球俱乐部的影响力远超球场，有文化、有价值观，球迷甚至愿意为之而死，而这不是夸大其词！像阿雷马、佩尔塞巴亚、雅加达佩斯查、万隆佩西比（Persib）等球队一旦碰到一块，局面总会乱套。”阿尔分享道。
“印尼人喜欢足球，就像巴西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喜欢足球一样。”禅·拉赫马特说。在他看来，足球是一种人民的游戏。“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足球是一种激发部落和社群潜能的运动：11个人，我们对抗他们。”
约翰斯·普拉塞约眼含热泪地回忆10月1日比赛后的混乱状况。图源：娜茱瓦·希哈卜Youtube频道
对很多印尼平民而言，足球是一种重要的业余消遣。阿雷马球迷约翰斯·普拉塞约（Yohanes Prasetyo）在娜茱瓦·希哈卜组织的苏加诺体育馆座谈会上语带哽咽地分享说，他本打算在这场夜间球赛结束后就去工作，但他看到观众都走进了球场，警察闯了进来，现场一片混乱。一开始，约翰斯还只是担心自己后面的夜班工作会被影响，但他最终也决定走入球场，劝说警察不要再继续使用催泪瓦斯，他不希望球迷组织Aremania的成员们遭受更多的殴打。然而最终，约翰斯自己被警察追打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
尽管印尼社会已普遍将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归咎于糟糕的组织管理和过度使用的警察武力，但印尼球迷的暴力文化仍然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并引起了许多球迷自身的思考。“作为一个印尼足球爱好者，我必须先接受‘印尼球迷很暴力’的本质主义论点。在这些日子里，死难者尸骨未寒，我们不应过多争辩什么，已经逝去的人不能死而复生。”禅·拉赫马特痛心地说道。
在10月6日苏加诺体育馆座谈会上，来自阿雷马队和佩尔塞巴亚队这两支东爪哇宿敌的球迷坐在了一起，共同哀悼死难者。《卫报》11日指出，坎朱鲁汉球场悲剧已成为印尼球迷和解和反思的契机。佩尔塞巴亚队球迷向阿雷马队球迷提供支持，双方都希望球赛组织方和警察能承担起责任。
阿雷马球迷团体协调人阿明·法尔斯（Amin Fals）对《卫报》说，如果有球迷将照明弹带入体育场，就会面临惩罚。“我曾带一个打火机，都被没收了。那催泪瓦斯呢？似乎警察已经准备好开战了，你不觉得吗？”阿明说。
佩尔塞巴亚队支持者杜鲁斯·布迪（Tulus Budi）向《卫报》反思说，媒体、组织者、联赛等各方都在推波助澜。“体育记者也有份参与其中，他们在比赛前写了一些煽动性的文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发行量。我们可以从这些文章咄咄逼人的标题中看出这一点。”杜鲁斯还说，球迷也应该为喊出“威胁杀死对方球迷”的叫嚣行径承担一些责任。
印尼“国脚”球员波阿斯·索洛萨（Boaz Solossa）就球场悲剧说：“停下批评和指责吧。为死者家属和仍在接受治疗的人祈祷。允许陷入一阵感伤。人性高于个人的自我。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悲剧。没有任何足球值得牺牲性命。”
据《雅加达邮报》报道，有阿雷马球迷团体发起联名请愿书，要求印尼国家警察、印尼足联（PSSI）、阿雷马俱乐部和印尼甲级联赛运营商公开道歉，承认悲剧完全是组织者和负责安全的人的错误。他们也希望总统佐科、青年与体育部、同样参与体育场维安的印尼军队道歉。请愿书不仅要求免除有关人员的官职，更希望能对他们施加刑事惩罚。
10月13日，PSSI主席莫查马德·伊里亚万（Mochamad Iriawan）再度就悲剧致歉。“我代表足联再次对发生的悲剧表示道歉。PSSI将承担全部责任。其中一种做法是，我们今天已经同意组建一个足球转型工作小组。”
令禅·拉赫马特等足球观察者感到欣慰的是，佐科政府方面在善后和问责上显得比较积极。印尼政府罕见地成立了一个独立于警方和足球联赛的专题调查组，并陆续公布调查进展。10月4日，印尼国家警方发言人德迪·普拉塞蒂奥透露，玛琅警察局长费利·希达亚特和一个精锐警察机动部队的9名成员已经被免职，另有至少18人因在足球场内发射催泪瓦斯而接受调查。
但在佐科政府“雷厉风行”的举措背后，比起抚恤民众和改革制度，更显而易见的是现实和功利的考虑。2023年，印尼将举办U20世界杯足球赛，坎朱鲁汉球场无疑为此添上了阴影。悲剧发生后，佐科积极和FIFA等国际组织展开斡旋，希望印尼足球不要因此受到制裁和惩罚，最终印尼保住了U20世界杯的举办权，FIFA将派员到印尼帮助改善球场的安全措施，根据国际标准订立安全准则。
如今，仍有许多问题等待答案：谁批准警察在体育场内携带并使用催泪瓦斯，涉事的警方官员是否只会遭到区区“调离岗位”的惩罚……《雅加达邮报》指出，这些问题仍让玛琅市民揪心。
死者不能复生，印尼足球已着手向前发展。10月13日，PSSI主席莫查马德说，有关四方组建的印尼国家足球转型工作组已着手讨论改善印尼足球的框架和工作机会，分配下属不同机构的角色和功能。印尼政府青年和体育部将监督体育事务，公共工程部将在检查体育场上发挥作用，警方则将全面应用FIFA制定的安全标准和操作程序。印尼全国足球比赛的恢复计划也已提上日程。若一切顺利，2022至2023年的印尼甲级联赛将从今年11月25日或26日起恢复。
禅·拉赫马特认为，“拒绝遗忘”口号背后恰恰是印尼民众健忘的事实。“当足球俱乐部开始比赛并收获一场又一场胜利时，球迷往往就会遗忘基本的问题、曾经质疑过的问题。当足球的荣耀来临，我们曾经的悲伤便会融化消散。”
直播吧10月26日讯 据“青岛体坛那些事儿”消息，能容纳5万名观众的青岛青春足球场已确定将于下个月启用。
据了解，青岛青春足球场于2020年8月开工建设，规划包括了1个5万座的专业足球场，这也是山东省首座5万座专业足球场 、两块训练场地、1座多功能馆以及1座游泳训练馆。此前入选2023年亚洲杯使用场地。
在启用后，青岛青春足球场将承接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的多场冠亚军决赛。据悉，本次赛事将于11月14日至27日在青岛举行，届时将有6个组别的26支球队参与角逐，总共进行42场比赛，国信体育场也有望办赛。
羿阁 杨净 发自 凹非寺
量子位 | 公众号 QbitAI
因为一个数学问题，他错过了一次精彩的扑救。
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门将玻尔，多了一个科学家玻尔。
他就是我们熟知的量子力学奠基人 玻尔 。因为原子结构和量子理论的研究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因此闻名世界，被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他所创立的哥本哈根学派，诞生了海森堡、狄拉克、泡利等近十位诺贝尔奖得主。
但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他14岁就开始踢足球，一度成为当时国内最强俱乐部之一AB的主力门将。
一次比赛上，因为在球门柱上计算数学题，忘记抵挡德国俱乐部的进球。事后他承认：做题要比守门有意思。
知情人士回忆称，这也是他没进入到国际赛事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玻尔从小就出生在一个科学与运动风气兼具的家庭。父亲克里斯丁·玻尔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热爱运动。
足球当时在丹麦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父亲不光助力将这项运动引进哥本哈根，还在旁边的塔根斯维吉街道建设了个足球场。每次去踢球，都会带上玻尔和他的弟弟。
在学校足球也是他们课程之一。据他当时的同学回忆，每次踢球时，玻尔都会 “重拳” 出击，将球打进沟里。
也正因为这样，老师就发现了他 当门将 的天赋。
△第二排左四为玻尔，图源：尼尔斯·玻尔档案
还是十四五岁的年纪（1899年）， 他跟弟弟一同被选进了AB俱乐部（ Akademisk Boldklub ）初级部，随后进去到了第一梯队，并在一年时间里成为俱乐部的主力选手。
AB俱乐部曾是丹麦足坛最成功的俱乐部之一，曾9次获得丹麦足球冠军，玻尔父亲曾是该俱乐部的理事。
原以为就这样按部就班在足坛越走越远，但中间出现了个小插曲，据知情人士后来回忆，这也是后来他告别足球的原因之一。
在对阵德国Mittweida Tecnicum的比赛中，因为球很少会落向AB的球门，玻尔干脆就靠在其中一个门柱上解起了数学题。
结果当对方一记远射，玻尔一个没注意就被破门丢了分。
赛后他跟队友承认，当时思考的问题比比赛更有意思，于是就在1905赛季后退出了这项运动。
相较而言，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哈拉尔德·玻尔就显得有天赋的多，足球生涯走得更远。
16岁， 哈拉尔德·玻尔 就在AB第一梯队亮相，并被大家称为“丹麦足球第一运球手”。在比赛开始前，他总是会将一块白手帕举到空中测量风向和强度。
后来他进入到国家队当上了队长，参加了四场国际比赛，其中还包括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并获得银牌，决赛上梅开二度。
△1908年奥运会丹麦足球队，最上面一排左二为哈拉尔德·玻尔
但没过多久他也选择了继续学业，并且专攻数学，还催生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玻尔-莫勒鲁普定理。
当时不少人把这两个人搞混。甚至有江湖传言，当时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的玻尔会见丹麦国王时，国王一见面便称他是足坛名将。结果玻尔连忙否认三连： 你说的是我弟弟吧 。
△玻尔兄弟，图源：尼尔斯·玻尔档案
在那个业余足球的时代，大多数球员都有日常工作，但像玻尔兄弟这般智慧与运动天赋兼具却很少见。这也是当时他们在国内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撇开足球不谈，年轻时候的玻尔兄弟，弟弟其实也要比哥哥更优秀一些，甚至还帮他改过物理博士论文。
要知道他们俩相差两岁，但同时进入哥本哈根大学，而弟弟还要比哥哥早拿到硕士学位，一年即完成博士学位。
相较于少有所成的弟弟来说，玻尔就显得“慢一拍”，在大学时期只是稍稍崭露头角。
这或许也跟他性格有关，他不太会说话，性格内向；而弟弟则更能言善辩，颇受同学欢迎。
这一切的转机，从遇到他的伯乐 卢瑟福 开始。
玻尔在哥本哈根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当时他的博士论文「金属的电子理论」已经具有一定突破性，但因是以丹麦语写成，并没有受到北欧以外太多的关注。
于是他辗转来到英国，希望得到诺贝尔奖得主 约瑟夫·汤姆孙 的赏识。
不过他实在太过率直，啥话也不说就把两份论文摆在教授面前。一份是自己的，想获得他的指导；另一份则是汤姆孙的，想当面指出他的错误。
这……初印象搁谁也不会好。
结果汤姆孙曾经的学生卢瑟福刚巧来到剑桥作报告，于是汤姆孙就顺水推舟地，把玻尔介绍给了卢瑟福。
卢瑟福 ，原子核物理学之父，他创建的卢瑟福模型，成功证实在原子中心有个原子核。
△卢瑟福
也正因为这一契机，成就了他们多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在卢瑟福的研究基础上，玻尔通过引用马克斯·普朗克所提出的量子理论，构建了突破性的 玻尔模型 。
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论文—— 《论原子和分子的结构》 中，玻尔提出了量子不连续性，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玻尔模型首次引入量子化的概念来研究原子内电子的运动，成功地阐明了原子发光机制，可以说开启了通往微观世界的大门。
这一成果也被誉为近代原子结构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或里程碑，玻尔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后，一战成名的玻尔先后被维多利亚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等院校聘为讲师、教授，并于1917年当选为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
他本人致力筹建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即玻尔研究所）于1920年正式成立，很快吸引了海森堡、泡利、朗道、周培源、赫韦希等一批物理学家前来投奔。
这其中有不少都是后来的量子力学大佬，一起解决了很多物理学最深奥的问题，这也就是后来的“哥本哈根学派”。
直到现在，这里仍是很多物理工作者心中的圣殿。
玻尔的理论也并非没有遭受过质疑，这就要提到他与爱因斯坦长达几十年的“针锋相对”。
与玻尔不同，爱因斯坦坚信“ 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的 ” (God does not play dice)。
他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更高的确定性理论，量子力学只是该理论的近似，而量子力学的内禀随机性则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理论而带来的误解。
为此，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等人提出了量子纠缠的概念，试图用量子纠缠这种奇怪的量子状态来论证量子力学基础的不完备和量子随机性的荒谬。
而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则捍卫量子随机性，认为量子力学的基础是完备的。
两个学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争论。
在众多物理界大佬出席的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1930年第六届索尔维会议上，两人都进行了面对面的思想碰撞。
据海森堡后来回忆，在索尔维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往往在吃早饭时告诉玻尔等人他夜里想出来的新思想实验。
而玻尔则开启“守门员”的防守模式，立即开始分析，在前往会议室的路上，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的说明，到会上再详细讨论。
结果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玻尔就能给爱因斯坦证明，他的实验是驳不倒测不准关系的。
爱因斯坦则会在第二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思想实验，比前一个更复杂。
就这样循环往复，谁也不服谁。
此后，两人还开启过一次论文与论文的交流，把论战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1935年，爱因斯坦、波道尔斯基和罗森三人联名，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能认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是完全的吗？》（Can Quantum- 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简称EPR）的论文。
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了理论完备性的必要条件：物理实在的每个要素都必须在物理理论中有它的对应。即，如果不对一个物理体系进行干扰，我们就能确定地预测一个物理量的值。还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史称“EPR佯谬”。
五个月后，作为回应，玻尔专门写了一篇 同名 论文发表在 同一杂志 上予以答辩。
他以测量仪器与客体实在的不可分性为理由，否定了EPR论证的前提———物理实在的认识论判据，从而否定了EPR实验的悖论性质。
不过，就像EPR论证未被玻尔接受，同样玻尔的反驳也不能令爱因斯坦信服。
此后，两人之争也一直持续着。
直到1962年，就在玻尔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黑板上画了当年爱因斯坦光箱实验的草图，解释给前来的采访者听，这幅图也成了玻尔留下的最后手迹。
而这场持续十几年的争论也逐渐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科学史家马克斯·雅默曾评价，这是一场物理学史上的伟大论战，也许只有18世纪初的牛顿—莱布尼茨论战才能与之比拟。
值得一提的是，玻尔的孩子们似乎也继承到了玻尔的物理和运动天赋。
他的第四个儿子奥格继承了玻尔的衣钵研究物理，并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4对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父子之一。
△奥格
另一个儿子欧内斯则是个律师，代表丹麦参加过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草地曲棍球项目的比赛，完成了老爸未实现的奥运梦。
参考链接：
[1]/en/athletes/harald-august-bohr
[2]/en/international--the-bohr-br
[3]/depth/character/
[4]/collections/photocollection/
[5]/wiki/Akademisk_Boldklub
[6]/zh-cn/%E5%B0%BC%E5%B0%94%E6%96%AF%C2%B7%E7%8E%BB%E5%B0%94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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