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点燃了球迷蛰伏四年的激情。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但足球作为一项运动，其雏形则是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有一种类似足球比赛的运动，那就是蹴鞠。
壹
蹴鞠最初起源于兵营
蹴，蹑也，蹋(踏)也。“以足逆蹋曰蹴。”蹑、蹋、踏三字都是从上往下踩的意思。逆蹋，相当于从下往上踢、颠。蹴鞠就是踢球，但与现在的足球踢法还有差别，蹴鞠更主要的运动形式其实是颠球，类似于踢毽子，可以一人踢，也可以多人围成阵形来踢，主要是从下往上踢，不让球落地。当然也有分成两队，以将球踢进球门为胜的对抗赛，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球类运动还有一种叫“击鞠”，这种运动与足球关系不大，而是马球的原型，盛行于唐代。
蹴鞠，在古汉语中写法不一，亦作蹴踘、蹵踘、蹵鞠、蹋鞠、蹴毱、蹴圆、踢圆、踢踘、踢毬等等。最早的球是结毛而成，所以球也叫“毛丸”，写作“毱”或“毬”。后来人们用毛发充填皮囊制成球体，所以球又写作“鞠”，从革，表示用皮革弯曲制成的球。郭璞注《三苍》云：“毛丸可蹋戏者曰鞠。”唐宋以后才有充气的皮球，唐代徐坚等奉敕编撰的综合性类书《初学记》记载：“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可能是动物膀胱)为里，嘘气闭而蹴之。”“踘”与足相关，主要是从人体触球的部位而言。
根据《事物纪原》记载，蹴鞠起源于黄帝时代，最初为训练士兵战阵而发明。马王堆帛书《十六经》记载，黄帝击败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刘向《别录》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十三家有《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可见，蹴鞠最初是起源于兵营，大概是士兵在军训闲暇之时嬉戏玩耍的一项运动，可以放松身心，也可以训练团队合作。最初的球类与皮革相关，也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在古代皮革最密切的接触者、使用者就是士兵，所以汉语中“兵革”相连。
从文献角度来讲，蹴鞠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史记》和《战国策》都记载了战国时代的齐国流行蹴鞠：“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
汉唐时蹴鞠已经普遍流行，宋代发展到巅峰，形成了专业的蹴鞠团体，名为齐云社或圆社，类似于如今的足球俱乐部。到了明清时代，蹴鞠逐渐衰微。因为担心玩物丧志，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官吏、武士等禁止蹴鞠，“蹴圆的，卸脚”，甚至“鞠圆者诛九族”，明熹宗也曾下令严禁民间踢球。但蹴鞠运动在民间并未禁绝，还是出现了总结性著作。明人著有《蹴鞠图谱》《蹴踘谱》，记载了唐宋到元明时期蹴鞠比赛的方法、规则，以及球场、球门的形式、规格。如总结球的踢法有肩、背、拐、搭、控、拽、捺、膝、拍、月十种，还有“饮酒后”“筵席前”“有风起”“泥水处”“灯烛下”等十种不宜踢球的“不踢诀”，这些著作还记录了球类品牌有四十余种，蹴鞠社团百余个。
清初，八旗组织基层也流行踢球为戏，但清世祖顺治以“本朝平素学习艺业，骑射之暇，旁涉书史”为由，诏谕“即行严禁”踢球。乾隆帝更以聚众滋事为由，禁止蹴鞠。蹴鞠在两朝官方禁令下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
贰
刘太公没球看不高兴
文献记载了蹴鞠在战国时代齐鲁大地的流行，经过秦王扫六合、秦末乱世、楚汉相争，蹴鞠传统在民间仍然没有断绝，到了刘邦建立汉朝，天下重归一统，蹴鞠获得了太上皇刘太公“代言”，而后涌现出汉武帝、魏武帝这样帝王级的“球迷”和霍去病、梁冀这类大将军级的“球星”，蹴鞠在两汉颇为流行起来。
其中缘由，大概是蹴鞠这种和斗鸡走狗为类的运动，与汉代的平民特色颇为契合。
汉高祖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市井里打拼出来的布衣皇帝，他身上保留了很多市井无赖的特征，例如在楚汉相争时，楚军缺粮，项羽捉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绑在高高的案板上，旁边架了一口大锅，锅里面的水烧得滚烫。项羽威胁刘邦，要像宰牲口一样宰了刘太公，丢进锅里烹成肉汤供士兵充饥。刘邦却厚着脸皮对项羽说，你我是拜把子的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非要蒸煮你爹，有幸的话，也请分我一杯羹。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人，但这种无赖就是能有效克制贵族世家出身的项霸王。
刘邦是市井出身，他的父亲刘太公也是市井之徒。刘太公是历史上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太上皇，秦庄襄王的“太上皇”是秦始皇追封的，刘太公才是第一个活着享受实际待遇的太上皇。刘太公一路“躺”成太上皇，进了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定居壮丽的皇宫，却不高兴了。刘邦是个孝子，看着父亲闷闷不乐，就让身边人去打听缘故。原来刘太公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据《西京杂记》记载，刘太公“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他就喜欢和一些屠户、商贩交往，以卖酒、卖饼、斗鸡、踢球为乐，如今困居深宫，了无生趣。
刘邦了解后，就命匠人吴宽在骊邑仿照故乡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建筑了一座新城，连丰邑的旧社神庙也一并迁移到了新城，刘邦年少时就曾在神庙里祭祀枌榆社神。整个新城的街巷布局、器物景色全部仿旧，甚至将丰邑的父老乡亲全部易地搬迁了过来，家乡元素满满，堪称复刻了一个故乡。丰邑的男女老幼相携来到新城后，走在街巷中，一眼就能认出自己居住的房屋，连乡亲们带来的鸡鸭狗羊散放在大路上，也都能找到各自的家。
刘太公到了新城，见到城中卖肉的、卖酒的、卖饼的都是故乡老友，此外斗鸡、踢球这类娱乐活动一样不少，还是他熟悉的市井生活，果然高兴了起来。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七月，刘太公去世。为了纪念父亲，刘邦将郦邑更名为新丰(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征引《括地志》云：“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筑城缘由和《西京杂记》记载相同。
汉语中有“鸡犬识新丰”或“鸡犬新丰”的成语，比喻在他乡仍能如在故乡般熟悉与愉快。苏轼初到惠州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表达了一种似曾相识、旧地重游的感觉。
叁
汉武帝和曹操是“球迷”
蹴鞠在汉代有太上皇代言，自然深受喜爱。《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大长公主刘嫖的男宠董偃，尊贵一时，没人敢直呼其名，汉武帝都尊称他为“主人翁”。董偃天下闻名，郡国中狗马、蹴鞠、剑客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汇集于董偃府上。
不仅董偃喜欢踢球，汉武帝也是一个“球迷”，董偃经常跟随汉武帝观看斗鸡、斗狗、赛马、蹴鞠比赛。汉武帝看着球赛一高兴，就命枚乘的儿子枚皋写赋，记录赛况和观赛的乐趣。
骠骑将军霍去病喜欢踢球，他少年得志，不体恤士卒，在塞外征战时，士兵缺粮，饿得无精打采，他却在地上画出球场，踢球作乐。
汉成帝也喜欢踢球，《西京杂记》记载：“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在群臣劝诫后，汉成帝喜欢上了运动量更小的弹棋。
东汉权臣梁冀是一位游戏体育全能选手，踢球也是他精通的一项运动。《后汉书·梁冀传》称，“(梁)冀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
曹操同样喜欢看球。东汉建安年间，天水人孔桂(字叔林)善于踢球，又爱谄媚，《魏氏春秋》称他“晓博弈、蹹鞠”“无德而荣，无功而禄”，《魏略》称他“好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因为这个原因，曹丕和诸侯都想和他拉拢关系。(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来源：华西都市报 2022年12月12日 A15)
来源： 华西都市报
水上威尼斯-钱库镇（章国森摄）
钱库街起源于明朝中叶，当年，双排方方氏与堂兜黄氏先祖相继迁入横街与西街，经过几代人谋划开发，人口繁衍，钱库市场初具规模。
双排方始迁祖方矩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举家从塘头岭南（今赤溪镇半垟片区双排岭）入迁钱库桥（大魁桥前身）之南定居，后又将三个儿子夏雨、秋崖、冬谷分居于钱库南、中、北三个黄金地段。双排方《方氏族谱》这样描述他们定居后的情形：“吾族团居于钱库，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阡陌交通，桑麻遍野。他如竹工，梓工（木工）、圬工（泥水匠）、习陶朱业者，不一而足。”双排方方氏家族此时已成为建设钱库街的中坚力量。明弘治年间（1567—1572年），平阳县行政区划已有前库这一地名。
清代钱库三条街地图（钱库双排方《方氏宗谱》，黄建文提供）
“康乾盛世”后，钱库市镇继续发展。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谢一聪与林亦占在会龙宫前建成永庆桥，使会龙宫与钱库三条街（东街、西街、横街）不再隔河相望，大大便利于钱库的南北交通。平阳县令徐恕在《永庆桥碑记》中写道：“钱库者，吴越王之道场也。会龙者，雁荡山之胜水也，古所志也，愿赐嘉名，以永垂不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迴澜桥（百花桥）建成。清嘉庆三年（1798年），双排方人方和夏和夏口吴乃康等乡贤建成大魁桥。清道光二年（1822年），吴乃康集资建成双凤桥、联辉桥。桥是水乡交通命脉，有了永庆、大魁、双凤、联辉等桥的连接，使钱库街区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整体，促进了钱库街道的繁荣。
大魁桥（杨道敏摄）
钱库大魁桥位于钱库镇城北片区横街村，于嘉庆三年建成之前，钱库被东大河一隔为二，河上虽有三块石板铺就的狭窄小桥，但通行十分不便，风雨之日，行人心惊肉跳，妇幼更加惶惶。当时钱库东北方向永庆桥已建，平水桥未接，方家宗祠处在其间，祠前空地地处低洼，一下雨便积水如湖，与河道不分，严重影响“钱市”交易。双排坊乡绅方和夏（1725—1804年）便和族中富户及夏口吴乃康等乡贤合议兴建大魁桥，以便乡人交通和市场贸易。方和夏作为首事带头捐资，并在乡里募捐，招募石匠，日夜奔波，历时2年，建成当时温州首屈一指的大魁桥，深受当地民众赞扬。
大魁桥栏杆石雕（萧云集摄）
嗣后，方和夏作为首事，又组织架设于永庆桥和大魁桥之间的平水桥，桥长30米，宽3米，蔚然成景。三桥一通，东西南北客商往来不绝，双排方人又仰仗天时地利人和，在自家地盘上建成100多米长的横街、90米长的东头街和方氏宗祠前的新街，共有店面130余间，渐次形成以大魁桥为中心的钱库集市贸易，钱库自此由农业走向商业，从农村走向集镇。
夏口知名乡绅吴乃伊在《大魁桥祭文》中写道：“桥之南，晴川倒映绿波涵，日下万商云集处，酒旗高插露山岚。”足见当时钱库街市的繁荣。当时钱库三条街（东街、西街、横街）合计有300多米长，街面用石板铺设，两边建有平房或二层砖木楼房的店铺，开设百余家商店。到清末，钱库称“钱市”，这时钱库三条街上开满了各种商店。
吴乃伊《祭钱库大魁桥文》文稿（金理串摄）
民国初，钱库形成四大市场，其中菜市场在东街中部的周家底，每天有几十条扁担到炎亭贩来海鲜在此出售。巾带和筒布市场在大魁桥南向河滨凉棚下，每天有几十名农村妇女和行商在此交易，妇女们卖了巾带、筒布，再到街上买回棉纱和其他生活用品。行商们买来巾带、筒布，运往省内路桥、庆元和福建各县去卖，同时买回香菇、木耳等当地土特产，出售给钱库店家和商贩，促进了钱库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民国27年（1938年），双排方人又将旧宗祠拆除，新建楼房店面11间，形成了以横街、东头街、新街为中心的钱库商贸市场，单双排方方姓就开设了39家商店，促进了钱库市场的繁荣。
民国29年（1940），张韶舞出任平阳县长，他借抗战之名，行剿共和中饱私囊之实，采取强硬手段，年年超额完成上级下派的征兵名额、收税收捐派款任务，搞得平阳百姓苦不堪言，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江南垟大刀会暴动，单陈家堡一个村就有300多人参加。
大魁桥桥面（萧云集摄）
大刀会会首董仁涨，字威光，民国4年（1915）生，钱库董家底人，自幼由乡人董炳振抱养。董家原住望里六板桥，后迁居钱库东街，因经营山货业致富，于大街后建了三间楼房，并置有农田数十亩。
董仁涨十五岁即辍学从父经商。在讲究姓氏宗族的江南垟，董系小姓，为求护身保家，董仁涨从望里镇北岙村阿成师傅学习拳术，由于他勤学苦练，拳艺颇精。出师后颇有名气，拜其门下习武者颇众。他还迷信神道，加入民间教门组织“同善会”，并获得恩职，得以在钱库设坛收徒。他还替人做佛事，为人驱邪除病，在乡村底层社会有一定影响力。
80年代钱库街一角（网络照片）
民国32 年（1943）夏秋之间，闽东霞浦、福鼎等地大刀会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镇压后，不少头目逃到相邻的平阳投奔董仁涨，希望收留。董仁涨怕惹祸上身，就把这些头目送走。平阳县长张韶舞闻报后，即令宜山区长倪鸿章前往查办。董仁涨便面恳王某等向上说情。王某等要他先付30 块银元作为打点之费，董欲事情说妥后才如数付酬，当晚董仁涨备办洒席，王某等负气拒绝赴宴，适逢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宝琛下乡巡视到平阳，检查取缔道会门情况，钱库士绅对董仁涨广收门徒、好勇斗狠以及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早有不满，乘机挟嫌上告，危言董仁涨聚会结党，扰乱绥靖建国，张宝琛遂责令缉捕董仁涨归案究办。董仁涨无奈之下，弃家潜逃，先到福鼎县大嵛山，不久转至南麂竹屿，设坛招徒，跟从其门下者有百十号人。董仁涨遂将人众编成组织，号称“大刀会”，自任司令。不少忠于董仁涨的徒弟也因逃避张韶舞疯狂的抓丁行动而陆续上岛。董仁涨见上岛人数越来越多，遂决定造反。但他对如何领导这支队伍心里没底。当时在瑞安北龙岛上盘踞的大刀会首是蔡月祥。蔡月祥是瑞安人，曾参加浙南共产党刘英的队伍，有一定组织和领导能力。董仁涨邀请他来协助管理自己的队伍。蔡月祥用大刀会道门原则，将这支一盘散沙般的队伍整顿成比较像样的组织。
一战舥艚、二战芦浦、三战护法寺、四战项桥、五战括山，大刀会均大胜，军势益炽，拥有人员数千，机枪、步枪、短枪数百支（挺）。除化龙队、乌军及当地会队仍留仰头山、将军、东括、西括、南垟一带外，董仁涨率指挥部进驻钱库，与白沙、芦浦、十二岱、三石桥等地方会队相呼应，江南垟一半地盘掌握在董仁涨手中。董仁涨被一系列胜利冲昏头脑，以为自己是“真命天子”，打算攻下宜山后就“小登基”。他不听蔡月祥劝阻，组织数路人马攻打宜山，但伤亡惨重，会众大多星散，唯主力及部分伤员退守钱库。
3月29日（农历三月初六），省保安团与驻温州三十六师（师长廖肯）在张韶舞和张宝琛亲自督战下，兵分三路围攻大刀会。大刀会撤出钱库后，国民党军队闯进钱库，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轰动全国的“三六惨案”。当天，钱库三条街被焚为灰烬，共烧毁民房及商店数百间，钱库商业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钱库商业一度复苏，新设商店日渐增加，设摊小贩人数增多。但营业因受高利盘剥，受到致命打击。民国37年（1948），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一日数涨，不法商户乘机囤积居奇，殷实商号只好压缩门售，维持困难。小本商店货物出售后，根本无法补入，以致被迫关门。很多商品有价无货，商业冷落萧条。至解放初期，钱库街商店仍保持近百家规模。
三、改革开放与钱库老街
的大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库商业开始繁荣。1951年4月11日，平阳县土改指挥部下达通知，经中共温州地委批准，确定平阳县的九个市镇，其标准是工商业户在100户以上，总户数在500户以上，钱库因符合上述标准而被批准为市镇。1957年末，钱库供销社归口私营商业总户数110户，总人数305人，其中公私合营5户，门市部14个，人员61人，资金总额3.04万元，固定资产1.66万元；合作商店有11户，门市部有16个，人数100人，资金总额1.29万元，固定资产0.57万元；合作小组51个，网点51个，人数64人，资金2.73万元。个体小贩43户，人数69人，资产1.26万元。1964年，钱库供销社归口集体商业合作商店有27个，人数273人；合作小组19个，人数79人，个体118人。
1978年开放之前，钱库镇上只有11家合作商店，20个合作小组，连同个体商贩，经商人员只有297人，市场基本上是供销社一统天下。由于体制障碍，商品流通不畅，商店门庭冷落，市场很不景气。
改革开放初始，钱库镇个体商业发展很快，集镇街道不断扩大，先后兴建颇具规模的竹木、水果、粮油、棉布、小商品、农贸等七大专业市场，形成了“一步一摊、三步一店、前摊后店”的繁荣景象。1983年，钱库方圆不到一平方千米的集镇上，有767家商店、摊点，从业人员达2834人。按全镇人口人计算，从商人员占23.6%（不含国营商业职工），差不多是四个居民中有一人经商。1985年又开辟商业新区。其时，镇内共有958家商店，从业人员1448人。集贸市场也有了很大发展。除扩建原有菜市场外，又新建了纺织品市场、水产市场、竹木市场和小商品市场，成为浙闽两省六县的百货、南货、水果等商品集散中心，温州市十大专业市场之一。镇内不仅原有的三条老街开满商店，摆满摊点，三条新街也是家家开店，户户经商。经营行业主要有小百货、布类、烟什、南北货、五金交电、时新家具、西服时装、日用电器、建筑材料以及饮食、旅馆、理发等服务业。
80年代钱库街集市（萧云集摄）
钱库镇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采购员队伍，足迹遍布全国，直接到大工厂、大公司、大城市去组织货源，上海的纺织品、广东的家用电器、兰州的水烟、云南的木耳、福建的荔枝，都是直接采购而来。每到市场旺季，上海每天有一至二辆满载百货的汽车直放钱库，既减少了中间环节，缩短了运输时间，又赶上旺销时令，丰富了商品市场。钱库镇周边农村还有一支专业采购队伍，常年在广西采购木耳，在江苏采购黄花菜，在福建采购香菇，使钱库综合商品市场集工业品、农副产品之大成，其品种之齐全、货源之充足，为农村市场所少见。
钱库镇上每天有530只各类船只进出，来往集镇人数每天达5万余人，大都来自周边农村，他们是农村产品销售者，又是商品市场的顾客；自己带商品进来，又带需要的商品回去。同时，浙闽二省的泰顺、文成、平阳、苍南、瑞安、福鼎等县的批发商也经常光顾钱库，进行批发业务交易。批发的品种，从百货、五金交电、南北货，扩大到蔬菜、水果，南北货还运销到温州、黄岩、温岭等地。
80年代钱库老街埠头（萧云集摄）
钱库商品市场销售额大，经济效益好。1984年，镇内767家集体和个体商店、摊点销售总额达3500万元，比1978年的990万元增加2.6倍；利润总额达270万元，比1978年的80万元增加2.5倍；上交税金65万元，比1978年的23万元增加近2倍。镇内七大农贸市场交易额达4500万元，比1978年增加5倍多。1985年上半年，767家集体和个体商店、摊点销售额达2192万元，农贸市场交易额达3139万元，比上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增长。镇上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流动资金周转期为25—30天，资金周转率比当地国营商业快3倍。这些店摊资金周转快的原因是经营灵活，勤进快销，尽量避免商品积压。
1984年3月，某门市部得知上海某百货公司举办为期15天的展销会，利用老挂钩关系，让展销会发来几车价值7万元的百货，并在15天内销售出去，门市部不用资金就获得一笔利润。由于经营灵活，集体、个体商店的经营效益一般都高于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同样经营190万元的业务，供销社需要40个职工、30万元资金，而集体商店只需13个人、10万元资金。
80年代钱库街集市（萧云集摄）
钱库镇商品市场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并走向繁荣，成为浙闽二省六县的工业品、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其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审时度势，敢于放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左”的思想束缚下，经济工作中“保国营、限集体、挤个体”，给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库区委在领导市场和商业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放”字。首先是“放人”，就是把善于经商的能人逐步放出来，为发展商业和繁荣市场出力。区工商所大胆打开登记大门，近几年登记个体商业达1200余户，让个体户开大店、开夫妻店、开父子店，搞经商致富。其次是“放店”，调整商店经营规模，使之同管理水平相适应。如镇内一家西药店原有职工7人，家属工6人，商店的架子搭得较大，由于经营能力差，职工之间有矛盾，连年亏损，越办越糟。通过改革，自愿组合，分为5个小店，大大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很快扭亏为盈。最后是“放权”，集体商店都实行经理负责，自由组合，盈利分红，亏损分摊，按劳分配，奖勤罚懒，从而增加了销售额，增加了利润，增加了收入，商店越办越好。
二是能人当家，搞活经营。搞活商业一靠政策，二靠能人。当时，在集体商店中，商店经理都是经营上的能手，有的既当经理又当采购员，他们在商店中责大、权大、利大、贡献也大，店员愿意与其合作，在商店中不存在“大锅饭”“铁饭碗”，谁不积极，谁被淘汰。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经理和店员工资、奖金、分红都有差距，商店经营成果与全体店员都密切相关，真正做到了店员有动力，企业有活力。如红星百货商店，五人合股经营，经理是经营能手，又是老采购员，全店职工同心协力，半年销售额就达20余万元。
三是价格浮动，薄利多销。钱库商店如此之多，家家有生意，关键在于灵活掌握价格。他们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价格浮动，以扩大销售、办好商店：一是滞销商品可以得到灵活处理，不会长期积压，有利于加速企业资金周转。二是按批量大小实行价格调节，如买10个保温瓶要比买1个单价要便宜，买20个更便宜，这样有利于开展竞争，扩大销售。三是薄利多销有利于做大生意。如钱库市场上的“味精大王”卖一箱味精，仅赚一个包装箱，卖一袋100公斤重的白糖只赚0.5—1元。由于售价低廉，一次购进几百箱味精、几十袋白糖，几天时间就销售一空。钱库市场成为浙闽二省六县的南北货、水果等集散中心，薄利多销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重视信息，掌握商情。小小的钱库镇有个大大的信息网，除了电报、电话日夜与外地联系外，商业采购员人数之多，来往之频繁、活动范围之广、挂钩单位之多，令人吃惊。上海、江苏、江西、福建等省市都是钱库采购员常来常往之地，他们挂钩的单位有大工厂、大公司、一级站。钱库广大商业人员就是靠这个庞大的信息网，及时掌握购销情报，进行市场预测，来确定经营业务。1984年夏天，上海市刚出现一种号称“黑牡丹”的女装，只几天时间，钱库市场就有销售，风行一时。
五是讲究信誉，服务热情。钱库商业人员不仅在商品质量、花色品种和店容店貌上下功夫，而且十分注重商业信誉，对上门顾客接待十分热情，不少做生意的能手都具有一套吸引顾客的本领，拥有众多的回头客。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更具天时、地利、人和的瑞安、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加之钱库镇在税收方面没有实行与瑞安、义乌同样优惠的政策，钱库综合商品市场很快被取而代之，一批钱库商人转战瑞安、义乌小商品市场，钱库老街风光不再。今天，义乌有近万钱库人经商办企业，很多人早在80年代末即去义乌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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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不懂历史的三无。
足球起源于古老的中国，名为蹴鞠，历史的起源之地是现在的淄博，不过蹴鞠我不是其最古老的名字，蹴鞠的前身名为“蹋鞠”，踏鞠在战国齐国，也就是现在的淄博临淄，是和斗鸡、鼓瑟等一样盛行的娱乐项目。
而从踏鞠变成蹴鞠一词最早是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再到《汉书》。
而蹴鞠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在中国古代是极为盛行的，一开始在民间的娱乐项目：
有“康庄驰逐，穷巷踏鞠”，“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的记载。
后来从娱乐项目又在中国历史变成表演性节目，其表演形式和现代足球的表演大相径庭。
当然随着发展蹴鞠在中国古代便出现了竞赛，如：
具体的蹴鞠方法在东汉李尤的《鞠城铭》有所说明：“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再到后来蹴鞠进入古代军队，变成了一种练兵，当然也有士兵娱乐之功效。
唐朝颜师古注云：“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
蹴鞠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不仅仅是娱乐形式的进展，其足球本身的材料组成也是在一步步进行的，从石球（想想都吓人），再倒实体球（填着布啊，毛发啊[笑哭]，好像我也这么填实玩过），之后在唐宋也就出现了气球。
而中国蹴鞠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在古代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在欧洲流行，然后英国制订了第一套现代足球规则。
实际上中国足球，啧啧从那位原国足主帅李铁就能明白，早就成了资本的产物，不过是资本的秀场和钱池而已！#世界杯正酣,中国男足在干什么?#?#世界杯足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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